人文历史—中国昔时书院今何在(六)

    书院史上最著名的讲会要数朱熹和张式在岳麓书院的“朱张会讲”了。这次会讲给历史留下了光辉夺目的一页，也充分表现出书院在学术交流中的开放性。《新修岳麓书院志》说：这次会讲“学徒千余，舆马之众至饮池水立竭，一时有潇湘洙泗之目焉。”由此可见当时讲会场面的宏大壮观。对于这次讲会，更有意义的是它秉持的自由讲学之风，彼此双方能切实从学术角度出发相互切磋，互有裨益。《宋记》记载，张式的学问“既见朱熹，相与博约，又大进焉”。朱熹也在一封信也提到，张式的见解“卓然不可及，从游之久反复开益为多”。在不长的讲学期间，他们就很多哲学和人生的问题进行了探讨，但由于所留资料的局限，我们大都是只窥一斑。按照我对他们各自学说的浅见，他们会讲的主要方面应是关于本体论的。张式曾对古代以来的“义利之辨”作了本体论上的解释。他把道德的主体分为形而上的“性”和形而下的“气”；“性”代表了“仁义礼智信”的自觉约束，“气”则代表本能的欲望和情感。自觉的心理让我们无所为而有“义”，欲望情感则让我们放纵、有所为之而追求“利”。他的关于“性”的自觉这种见解，可以联系到德国古典哲学家康德在《实践理性批判》中的“绝对命令”一说。他说：“构成行为的全部道德价值的重要条件就是道德法则必须直接决定意志。如果意志之被决定，虽有契合于道德法则，但所凭借的却只是在充实决定意志之时所必须事先假定的一种感情（不管是何种感情），因而不是为着那条法则；那么，这种行为诚然含有合法性，但并不会有道德价值。”他认为道德是应该完全超越于经验情感之上。在此所说的那条法则就是源于内心的“绝对命令”，也可以说是“自在之性”。固然张式以“仁义礼智信”来替代那条法则（先验的道德本体），也不得不佩服他的高见实在有其“卓然而不可及”的地方。难怪，朱熹在回忆张式的时候（张阶涫蔽吹?0岁）写到“昔我抱冰炭，从君识乾坤”。这次“朱张会讲”持续了大概有三个月，时间对于学术上的建树和交流从来都是遗憾和无情的，但人的感情确是长存的。“忆昔秋风里，寻盟湘水旁。胜游朝挽袂，妙语夜连席。别去多遗恨，归来识大方。惟应微密处，犹欲细商量……”。有什么能比这样的交流更动人心吗？

    岳麓书院在这次会讲之后闻名天下，后来，朱熹又来岳麓讲学，听者云集。不论那种学术上的开放性交流，就是不拒学子，自由的欢迎接纳各地学子的做法，也反映了书院教育的开放性。在书院发展里程中，孔子私人讲学时“有教无类”的思想始终贯穿其间。从讲会的被接受程度可以看出，学者之间的交流已暗含了学术由原来只属于上层阶级的统治依托逐渐下移为下层平民的思想凭借。比如说宋朝农民阶级产生的“均贫富分土地”的思想以及出现的“教引讼理”行为都是佐证。我国著名教育学者陈谷嘉认为，书院的自由讲学，门户开放，有其深刻的影响。这种影响便表现为教育的下移带来文化的下移，从而导致人们观念的觉醒。用他的话说，是由文化主体的意识逐渐形成人格的觉醒。美国学者托马斯·李弘祺也认为，书院更具现代性的作用是开始培养出了一批平民知识分子，为“公民”和“民间社会”搭就了一座桥梁。当然，这是现代性的夸大之说，但的确在某种程度上说明书院在文化和社会影响上是举足轻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