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历史—中国昔时书院今何在(七)

    讲会制度为书院敞开了学术和文化传扬的大门，更让教育真正实现了它的功能。所以，书院必须是开放的，任何有背于这种特性的举措都可能扼杀它的正气和灵性。清朝的书院已成为朝廷的传声器，当然，它就再也没有自己的浩然而卓绝的声音。这也在提醒着书院在开放中要有自己的独立之精神。“唯其独立而有尊严，唯其尊严而能赓续中国人之传统”，这句话用于明末的东林书院，是当之无愧的。它典型的突现了书院的另一个特性——独立。但是，东林书院为这种独立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它在中国书院史上可以说是最为壮烈的一页。黄宗羲在《明儒学案》中序“东林学案”：“熹宗之时，龟鼎将移，其以血肉撑拒，没虞渊而取坠日者，东林也；毅宗之变，攀龙髯而蓐蝼蚁者，属之东林乎？属之攻东林者乎？数十年来，勇者燔妻子，弱者埋土室，忠义之盛度越前代，犹是东林之流风余韵也。一堂师友，冷风热血，洗涤乾坤。无智之徒，窃窃然从而议之，可悲也夫！”尽管黄宗羲的父亲因是东林党人而得祸，但他这番满带感情的论评丝毫不为过也。东林书院的独立性之所以如此的震撼历史，主要在于顾宪成、高攀龙等东林学人一直秉持的论学议政之风。顾宪成说，“天下之是非，自当听之于天下”。高攀龙在朝党拘捕他之前，赫然自沉于水中。他说，“心如太虚，本无生死，何幻质之足恋乎！”坦然之精神，举世可见。他们敢于“先天下之忧而忧”，以自己的治学来担承起那个社会的良知，在政治的高压下霍然以满腔热血“洗涤乾坤”。我国著名教育学者柳贻征在《江苏书院志初稿》中说：“私人讲学之书院，赫然树一微帜，风靡宇内，左右朝政，师儒行谊及讲习心性之微言，固足以独成学派，而其同志之进退存亡，昭然有关天下之大遂以书院之名，被政党之目。合宋元明清江苏书院衡之，盖无有过于东林书院者矣。”诚然是此，不过，就是盖天下之书院，当时也没有超越东林书院的。在当时，凡天下书院皆称“东林”，我想，是东林书院之独立之精神让他们在固塞视听、左右一切的政治下感到一点“成人”和“为己”的尊严。东林书院有一副对联至今雕刻在有意于服务社会众生的心中——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这副对联决不是仅仅只是一种口号，它反映了更是教育，确切的说是书院教育和现实社会的关系。如果说以前的书院更多的是体现了重义理之学，以及和理学的一体化。这个时候的东林书院则更偏重于以科研和教学来关注现实问题。明末的政治操纵自阉党之手，朝纲败坏，下面的人们苦不堪言。东林学人标榜气节，崇尚实学的入世之行，确切的显示了教育的社会功能。对于政治，虽然它从不允许教育的独立，但谁也不可否认东林书院开了这方面的先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