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历史—中国昔时书院今何在(八)

    我认为，教育在它的终极目的上，必须要培养起社会的良知。无论为己还是为人，都不能失去一个人应具有的教育性。东林书院最后的悲剧赋予我们悲悯的心怀，让我们坚守一份良知，这是教人治人之术的封建官方教育所无法比拟的。就是面临着政治的血风冷雨，也要留有一种独立的精神而屹然于世。顾炎武说，“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我们可以不去爱不为社会谋福利的政府，但绝不可不去爱这个社会的芸芸众生。东林书院的学人并不是愿意为尘世罪人背负十字架的耶稣，但他们在为社会而毅然赴死的精神也是高风亮洁，惠及众生。对于教育，还有什么能比自我实现更能实现它的功用呢？教育是独立不了，但他可以培养出具有独立人格的人来；教育是改变不了政治的宏大和无情，但他可以让人在那种宏大中保守自己的个性，不至于被之奴役，迷失了自己的秉性。由此我们再看今天的高等教育，我们不禁要问，大学，你的文化人格、终极关怀哪里去了呢？

四、

    精神和特性需要体现在结构中，也需要具体的操作在教育的过程中。这就进入本文最后的论述：书院的结构和教育过程。在这里，我将从书院发展中的一些人性的片段来谈。论及教育，不能不论及教育的主体即师生，也无法回避师生之间是如何达到教学的互动，即通过什么手段和途径来实现教育的鹄的。书院是私学的制度化，它在这几个方面都有一套成型的体系或习范。在书院教育中，正因为这样，书院才卓然不同于官方教育，显示出书院教育在封建教育史上独特的个性。

    我们知道，主事书院的大都是学识渊博、心有天地的大儒贤士。尽管他们都多少都信奉了宋明理学，但儒家那种“内圣外王”的道德理想主义始终藏在他们的心中。儒家讲究入世，他们那一套学说总的是以现世生活为基础的“实践理性”。当天下混乱时，他们的理想是无法实现的，当天下太平时，他们的学说便成为统治阶级的思想。但是，不论是怎样的社会状态，他们都有着一种挥之不去的情结，那就是“为人师”。这一点在书院教育中更为得到显现。

    事实上，教师在书院教育中始终扮演着一个引导者的角色。无论是宣扬他们的教育思想，传达“以励品学，非以弋功名”的价值观念，是采用积极引导、因材施教的教学方法，还是将教学和科研紧密结合，师生共同研究学理，教师都发挥了引导的作用。但是应该说明的，尽管各个书院都有“山长”制定的学规，但这绝不是消极的规范和生硬的压制，不是重形式主义的条文规定，而重在启发和自觉遵守。教师古来虽有“师严道尊”的说法，但这种“严”只是指称教师的尊严，而不是教师的严厉和权威的不可违犯性。《学记》里说：“凡学之道，严师为难，师严然后道尊，道尊然后知敬学。”可见，“师严”是为“敬学”，把以前的教育者都看成呆板严酷的“老夫子”形象，那是对《学记》的误解了。虽然在书院教育中一直有尊师重道的传统，但“尊”并不说明教师的主导作用就是左右学生的一切，让他们完全的服从。教师始终重视的是“道”，他们的对学生教育更大程度上是引导他们去追求“天人之道”，而不是让学生去崇拜自己，信奉教师就是“道”。我们看到，在书院教育中，他们尤其重视讲学，而讲学的形式是自由的，它绝对不是官方教育为成就功名的灌输。正如我在前面提到的，书院教育的推行者们的治学多是求“为己之学”，他们也把这种思想贯穿与对书院教育中，对学生当然也要求他们“学为己”，形成古代君子成圣的理想人格。所以，教师的主导作用归根是在“道”的传授和引导上；而在平时更重视的是学生的自学，他们甚至在学生的自学上形成了一套制度。以清代乾隆时与众不同的紫阳学院为例。他们的自学制度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书院指导学生读书，山长的作用是关键。二是课程安排。三是考课检查。其间，我们可以从陈宏谋的《培远堂集》看到紫阳书院的学习情况：“诸生各列功课簿一本，各将每月所读何书，所看何书，或临某帖，逐一注明，以备掌院不时取阅。”

    可以说对于书院里学习的学生，他们的自由度是很大的。很多学生可以不远千里慕名师而来，只是一个“探性理之要，询治道之原”的目的便被书院而接受，至于他们能否在书院学有所成，那只能“师傅领进门，修行在自己”了。这种自由，尤其在于教师提倡独立研讨，学生在学习期间常常参加学术研究活动，从而培养学生独立治学的能力，并能取得优异成果。以朱熹的得意弟子蔡幼学为例，他家境贫寒但由于一心好学而深得朱熹的赏识。朱熹在去岳麓书院参加“朱张会讲”时就带了他去。可以说，这无疑有利于他的治学之道。值得一提的是，在朱熹的学术被南宋当朝是为“伪学”时，他俨然站出为之辩护，甚至不惜了生命而捍卫之。这在另一方面说明，书院教育中师生互动的主体关系建立了深厚而融洽的师生感情，也构成了书院一个与官方教育不同的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