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历史—中国昔时书院今何在(十)

    我们以湖湘学派的教学法为例。胡宏就提倡读书须有见处。他认为，“读书一切事，须是有见处方可，不然汨没终身，永无超越之期矣。”他更认为，学问一定要克服浅尝辄止、自以为至足。正所谓：“学问之道，但患自足自止尔，若勉进不己，则古人事业决可继也。”在为学的博杂与约陋、高下与远近的关系上，他表达了自己的见地：“学欲博，不欲杂，守欲约，不欲陋。杂似博，陋似约，学这不可察也。”他又说，“为学是终身事，天地日月久长，断之以勇猛精进，持之以渍熏陶。升高自下，陟遐自迩，故能有常而日新。”可以说，他是在主张学习务必要戒除那种好高骛远，不切实际的作风。注意到学习需要循序渐进，更不可囫囵吞枣，一知半解。这一点到了张式那里，便被发扬为“博约相须”的教学思想。张式认为：“故夫专于考索，则有遗本溺心之患；而鹜于高远，则有蹋躐等凭虚之忧。二者皆其弊也。”所以他主张：“所谕读书欲自博而趋约，比固前人规摹，其序固当尔。但旁观博取之时，须常存趋约之意，庶不至溺心。”此外，这一学派，坚持以往的学思传统，主张学思并重，要存疑、精思和论辩。胡宏说：“凡有疑而精思之，思精而后讲论，乃能大有益耳。若见一义即立一说，初未尝求大体，权轻重，是为穿凿，穿凿之学，终身不见圣义之用。”而张式则批评“下学”和“上达”的脱离，不求实学之风。他说：“舍实理而驾虚说，忽下学而骤言上达。扫去形而下者而自以为在形气之表，此病恐不细。正所谓欲避释氏，而不知正堕其中也。由此，他认为学思应该并重。正像他在《论语解》中所说：“盖其所学乃其思之所形，而其所思即其学之所存也，用功若此，内外进矣。”他们尤其可贵的还在于主张“学贵力行”、“知行互发”，这是湖湘学派的特色所在。学习研究的目的不可能仅停留在学术层面，思想也更应该指导实践。美国著名的实证主义哲学家杜威向来是这种主张。他认为思想是人类适应环境的工具，其作用就是帮助人类解决现实中所遇到的具体问题。在杜威那里，他更侧重思想形而下的实践性应用，而不是空谈理论。这用之于湖湘学派或者大的推展出去，比如与之并存的事功学派，以及后来清初的“颜黄”，都多少表现了学贵力行，经世致用的一面。

    不过，我们知道，在古代的教育中历来秉持着一个伦理本位的思想，书院教育也不例外。以伦理为本位，追求内在道德的超越注定使儒家的实践理性落在政治的治乱上，他们的教育之心还是想为“君王师”，来实现像《礼记·礼运》里描述的“大同世界”。朱熹的一生就做着这样的工作。虽然他没有尚在人世时看到自己的理学被尊为正统，但他的一套道德教育思想却整整主宰中国几个世纪社会主流的历史。这就涉及了教育的内容上了。朱熹一生热忱于教育事业，确切的说是书院教育。书院教育的一个核心内容便是他一直重视的道德教育。他不仅提出道德教育的根本任务是“明天理，灭人欲”，还为之实现总结了各种方法。比如包括立志居敬、存养省察等。我们今天可以来反驳他的这一学说的虚伪性和不实事求是。用清朴学大师戴震的话说，“宋以后，孔孟之书尽失其解”，儒家原先的思想已被朱熹歪曲了，他的理学实际上是“儒表佛里”。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也批评说：“是故吾于宋明之学，认其独到且有益之处确不少，但独对于其建设表示之形式，不能曲恕。谓其诬孔，且诬佛，而并以自诬也。”事实上确实如此。但是我们不可否认的是，尽管书院以道德教育为其核心内容，它并没有因朱熹这一“明天理，灭人欲”的思想而失去其内在的生机和活力。大多著名的书院的教育还是保留着一种精神的操守。强调道德并没有使他们沦落为官方政治的奴隶，相信一心向学的人绝不会没有一点自觉的主体意识吧。

    书院教育是比较重视学生的“人欲”要求的。这一点我们可以联系到书院的环境居所。它从另一方面说明教育与环境的相互关系。它应该属于书院教育结构中的一个不可缺少的部分。我们知道，书院大都选择环境幽雅舒心的地方，固然，这可能受到禅林的影响，但我们不能不说，古代先贤还是注意到，好的环境确是有利于教学和研究。不仅如此，好的环境给学生的学习之余，提供了游息娱玩之所。清代乾嘉时期的学者阮元就非常重视这一点。他把诂经精舍建造在西湖之滨，并特意的于精舍的西偏筑造了第一楼，以此作为学生的游息之所。后来，他在广东创办学海堂时更提倡“雅集”。所谓“雅集”，实际上相当于现在某些杂志社每年定期举行的“诗友集会”什么的，除了在一起探讨学术诗文，还共同的游乐于美丽的山水秀色之间。《学海堂志》有一节记载；“筑堂以后，岁有小集，讲礼于斯，会友于斯，来日天涯，宜评时序，志雅集。”他们在此期间，有上巳花朝，有中秋坐月，还有赏菊观梅。此中快意，人生极致也。所谓：“君子之学，藏焉，修焉，息焉，游焉。”古代的书院教育只此一点，就足以倾倒众多学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