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言论—崇诗乐尚文明

楚人崇尚诗乐，并在诗乐方面所取得的成就，不仅在中国文学艺术史上，享有崇高的地位，而且在世界文学艺术史上，也是流光溢彩，独树一帜的。

楚国文学，最初源自神话。《庄子》、《楚辞》、《山海经》、《淮南子》等书中，都保存了不少流传在楚国(地)的神话传说，成为研究人类文明史的珍<!--ADV_CONTENT-->贵资料。进入西周、春秋时代后，楚国文学创作的突出成就是诗歌。成书于春秋时代的《诗经》，其中虽无“楚风”，但《周南》、《召南》和《汉广》等篇，则公认为江南地域，当然也包括为楚地的民间诗歌。《吕氏春秋·音初》说：“禹行功，见涂山之女，禹未之遇而巡省南土。涂山之女乃令其妾侍禹于涂山之阳，女作歌，歌曰：‘候人兮猗’，实始作为南音。周公及召公取风焉，以为《周南》、《召南》。”我们知道，黄帝之后的尧、舜、禹三代，不断南下攻打苗蛮，遭到苗蛮集团的激烈反抗，以至舜还死于苍梧之野。随从他出征的两个妃子娥皇、女英，也死在江、湘之间。夏禹即位后，王权确立，又大力南征，打败了苗蛮集团，“神民不违，天下乃静”(《墨子·非攻》)。禹一统天下，“芒芒禹迹，划为九州”，荆州是其一。所以，禹到过江南各地，当然也应该到过荆州。今荆州古城南端，据说就留下了夏禹的踪迹——息壤。入西周后，文化日渐发达，故有到各地采风之举。由于古代书写条件的限制，楚国(地)的诗歌没有“专集”记下来，然见诸史籍，也可见楚国(地)诗歌之端倪。如《说苑》、《吴越春秋》、《论语》、《史记》等均有楚国(地)流行诗歌的记载。到战国后，由于楚国已是驰骋大江南北的泱泱大国，随着经济、文化的突飞猛进，无论是民歌，还是诗人创作，都达到了新的高度，出现了中外文学史上独领风骚的诗歌体裁——楚辞，涌现出了像屈原这样伟大的诗人与文化巨匠。

诗言志。由于诗歌发达，在先秦重诗乐时代，楚国贵族卿丈夫也十分崇尚诗乐，与华夏各国贵族卿大夫一样，在朝聘、宴会或遇有重大事件的场合，也常引当时流行的诗歌来表达自己的意愿和观点，以示高雅和博学多识。如楚庄王在取得必阝之战的光辉胜利时，引用《诗·周颂·时迈》及《武》，认为战争的目的是在于以战制战，保民安定，绝不可“筑武军”、“建京观”。楚庄王在这里既是吟诗，又是引经据典，以说服教育臣下，足见其胸怀开阔和知识渊博。公元前546年楚、晋“宋蒙门之盟”这后，晋、楚两国派使者互访，表示遵守盟约与友好。楚国使者　罢到晋国访问时，晋国国君晋平公举行国宴招待他，十分隆重。宴会快要结束时，　罢赋《既醉》(《诗·大雅》)：“既醉以酒，既饱以德。君子万年，介尔景福。”既礼赞了晋平公，又表示了友好的善良愿望，获得了晋国君臣的好感。终春秋一代，楚人类似如此引诗赋诗的例子，不乏记载。

诗乐同源，相伴而生。楚国是音乐的大国，楚人好乐擅舞，在历史上是很有名的，至今亦为世人所称道。见诸史籍记载和考古发掘资料，春秋时期，楚国乐舞就颇有建树。《周礼》说的“八音”，楚国其时已俱备。在八音之中，钟由于是重乐器，居于演奏的中心地位，故往往被视为王权的象征，受到格外的青睐。楚人以钟为氏为职的乐官就有钟仪、钟建和钟子期。钟仪不仅是乐官，也是郧公。钟建娶楚昭王妹为妻，成为王亲贵戚。钟子期，钟仪之后，可能他醉心于音乐的研究，已不为官，隐居于山林，成为自食其力之樵夫。据《淮南子》、《吕氏春秋》等书记载，另一位著名音乐家、楚郢都人伯牙，弹奏乐曲，志在高山流水，意境深幽，唯钟子期能知其意。钟子期死，伯牙悲痛万分，以为失去知音，绝弦破琴，终身不再操琴。今武汉龟山的琴台，就是后人为追念这两位卓越的音乐家而建造的，成为知音佳话的形象纪念物。至战国后，楚国的音乐水平更高，当然也就更加普及。《文选·宋王对楚王问》说，楚国国都纪南城，有人一唱起《下里巴人》，跟随一起唱的就有数千人之多。《下里巴人》当为楚人、巴人杂居地区所流行的通俗歌曲，人们演唱起来，简直是载歌载舞，场面十分热烈。其余歌曲，由于难度较大，演唱的人也就逐渐减少。这一记载，十分真实地反映了楚国这一知书达礼之邦，人们是多么喜爱音乐，精神生活是多么充实而高雅，令人起敬。

历史是发展的，文化是延续的。今天的荆楚大地，也同样涌现出了不少著名的诗人，也流传着众多的名篇名作。楚地民间语言与诗歌是很有特色的，尤其是一些谚语、口头语，更充满了诙谐情趣，富有哲理意味。楚地流传的各种乐曲，也是娓娓动听，颇有收藏价值的。汉戏楚剧的唱腔，以及荆州地区的花鼓戏，纯真朴实，充满了生气，我们应该进行发掘整理，组织专业和业余人员，深入城乡演唱，以丰富人们的生活。

这里应该大写一笔的，是今年在欢庆建国五十周年之际，沙市便河广场(沙隆达广场)日夜成为一片诗海歌海，不禁忆起了两千多年前的楚都郢的广场歌唱情景，令人感受到历史的脉博确实是息息相通的，楚文化源远流长，泽被百代，确非一句空话。楚人的崇尚诗乐和健康文明之风，必将在荆楚大地吹拂不止，不断催人昂扬向上，阔步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