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原访古—名人名胜—一代名医杨璿

    古代人最害怕的病之一是瘟病，因为它难治，而且传染性极强。这种病往往造成一人得病全家全村无一幸免，造成举城迁徙，给社会带来很大的灾难。而在清康熙四十五年至嘉庆元年(1706—1796年)间，夏邑县今桑堌前杨楼村出了一位誉名全国的专治瘟病和伤寒病的大夫，他就是杨璿。

    杨璿，字玉衡，号栗山。他自幼天资聪颖，能诗善文。清代乾隆年间被选为贡生(清代科举制度取士时，选拔府、州、县学中品学俱优的生员推荐到京，升入国子监肄业的称为贡生)，然而在当时这所全国最高的教育机构里学习他却屡试不第。仕途的不顺并没有使他气馁，他返回家乡研究起了瘟病学。

    瘟病是古代常见而且流行很广、对人类生命威胁很大的疾病。早在汉代人们对此病即有所认识，医学家张仲景的《伤寒论》中对外感染症中的中风、伤寒同瘟病的临床特征作了区别，然而却缺少治疗的方法和剂药。晋代王叔和又对瘟病病因作了阐发，虽不特别有效，但却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绩。以后历代医学家在治疗外感染症时都足以《伤寒论》的理论、方法和用药作为依据。宋、元、金、明各代对瘟病的治疗有所发展，并逐渐形成了与伤寒病学派对立的瘟病学派。

    清朝初期，社会上发生了两次大瘟疫，特别是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夏秋两季，瘟疫在豫东大流行，死者无数。一些行医的人由于对伤寒和瘟病的病因、病状分辨不清，往往拿瘟病当作伤寒病来治，结果造成很多人死亡。面对这样的残酷现实，杨璿就以“救天下之人”为己任，潜心研究和医治瘟病，并在研究《伤寒论》等著作的过程中发现了王叔和的学术观点中夹杂着自己的深意，将瘟病分为“伏寒暴寒，妄立四变、搀入伤寒论中”。经过他的深入研究和躬行实践，他终于将瘟病与伤寒病明确区别开来，并对伤寒与瘟病的不同病因、病的症状表现、药的构成、施治的方法有了完整的一套治疗方案。他开出的药方，能够让患者迅速痊愈，因而请他诊治的人门庭若市，他的医术也闻名百里。他又集多家学派之精华，择千失一得，零星采辑，撰写成《伤寒瘟疫条辨》一书，共6卷92则，明确地指出了瘟病的由来是因“杂气由口鼻入三焦，怫郁内治”的理论，治疗时“若用辛温解表，是抱薪投火，轻者必重，重者必死；惟用辛凉苦寒，如升降、双解之剂，以开导其里热，里热除而表症自解”。该书还将瘟病和伤寒各分为一门，以其各自的病因、脉症、治法，用不同的方法和药物治疗。从此，伤寒和瘟病成了两种不同的医科。该书写成后清代医学家袁牧十分推崇他的医术，并为之作序，于1784午刊刻，发行全国。从此流传了几千年的瘟病得到了有效治疗。

    杨璿常重视特效方剂的配制，他针对不同的瘟热症状，创制了十五方，即“轻者清之：神解散、清化汤、芳香饮、大小清凉散，大小复苏饮、增损三黄石膏汤八方。重则泻之：增损大柴胡汤、增损双解散、加味凉膈散、加味六一顺气汤、增损普济消毒饮、解毒承气汤主之，而升降散其主方也”；并着重提出升清降浊之说，取僵蚕、蝉蜕以升阳中之清阳，姜黄、大黄以降阴中之浊阴，有宣透风热，清凉解毒之功，取名“升降”，亦有双解之意。

    杨璿的这部《伤寒瘟疫条辨》一书不仅在理论上解决了伤寒和瘟疫病的区别，而且对治疗瘟病有较高的实用价值，被称为“追之仲景之精微”的“救世宝书”，为医治瘟病、伤寒病在世间的流行做出了极大的贡献，也大大地丰富了祖国医学宝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