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卷四（下）

　　１、四月丁酉朔，并臣拜表上尊号曰奉元宪道文武仁孝。诏答不允，曰：“今灭变屡出，可亟罢此议，虽加虚名，实以浼余。”先是，上谓执政曰：“尊号於朕无益加损，纵有百字亦何益，然受否於人情孰安？”曾公亮曰：“人情固愿陛下受之。”富弼曰：“陆贽劝德宗不受尊号，顾其时与今异。”上曰：“其时在播迁之中。”安石曰：“陛下受尊号，人固以为宜，即缘变异多，谦屈而不受，亦自为美，然受与不受，於理皆可也。陛下能察受与不受，无加损之理，则此事在陛下裁度。”上曰：“三尺童子亦知无加有损也。”遂降此诏。（《纪事本末》卷八十一。案：《续宋编年资治通鉴》：群臣请上尊号及作乐，上以久旱不许。并臣固请作乐，富弼言：“故事，有灭变皆彻乐，恐以同天节辽使当上寿，故未断其请。臣以为此盛德事，正当以示夷狄，乞并罢上寿。”从之。即日而雨。考《宋史·本纪》，四月壬寅，辽遣耶律昌等来贺同天节。《东都事略》载四月甲辰诏云：方夏大旱，麦将槁。朕惟灭变之来，盖不虚发，岂朕政令未孚，听纳靡中，以致厥咎？与其罢同天节上寿，公卿大夫其勉修厥职，以图修复。）
　　２、戊戌，权知开封府滕甫知瀛州，甫以父讳，辞改知郓州。知瀛州李肃之为天章阁待制、知开封府。先是，知定州孙长卿岁满，上欲令甫与长卿易任，富弼、曾公亮未对，王安石独以为宜，弼请徐议之。既退，富弼、曾公亮曰：“甫奸人，宜在外。”他日进见，上又欲令肃之代长卿，弼极称其才。公亮曰：“肃之不如长卿。”安石曰：“长卿细密，然两人皆可试府事也。”於是命肃之代甫，而长卿再任知定州。甫性疏达，在上前论事如家人父子，言无文饰，洞见肝膈。上待甫甚厚，时遣小黄门，持短封御札问事，甫往往滉示於人。或见御札用字有误者，因谗甫以为扬上之短，上由是疏焉。安石尝与甫同考试，语言不相能，深恶甫，故极力排出之。甫入辞，言於上曰：“臣知事陛下而已，不能事党人，愿陛下少回当日之眷，无使臣为党人所快，则天下知事君为得，而事党人为无益矣！”上为改容。（《纪事本末》卷五十三、卷五十八。案：《东都事略》於《滕元发传》所载，治平四年，以知制诰除知开封府，迁御史中丞。熙宁元年，京师郡国地震，上疏指陈灭由，出知秦州。神宗留不遣。河朔地大震，命为安抚使、知开封府。王安石立新法，恐有言而上信之，因以事出之於外，以翰林侍读学士知定州。然此谓甫知郓州而长卿再任定州，是甫非即知定州也。《东都事略》与此异文。《宋史滕元发传》云：因事以翰林学士出郓州，徙定州。《孙长卿传》：加龙图阁直学、知定州。熙宁元年，河北地大震，城郭仓庾皆隤，长卿尽力补缮。神宗知其能，转兵部侍郎，留再任。明年，卒。据此，则甫先知郓州，至长卿卒，乃代之知定州。甫知郓州时，长卿殆尚未卒也，后言新法时，则已在定州。）
　　３、丁未，上初欲用王安石为参知政事，曾公亮因荐之，参知政事唐介曰：“安石恐难大任。”上曰：“卿谓文学为不可任耶？经术不可任耶？吏事不可任耶？”介曰：“非谓此也。安石好学而泥古，议论迂阔，若使为政，恐多所变更，必扰天下。”退至中书，谓公亮等曰：“今日安石之言果用，天下困扰，诸公当自知之耳！”时执政进除目，上久之不决，既数日，乃曰：“朕问王安石以为然，可即施行。”介曰：“陛下比择大臣付以天下之事，此中书小小迁除，陛下尚未以信，虽广询博访，亦宜谨密。今明白如此，使中书政事决可否於翰林学士。臣近每闻陛下宣谕某某事问安石，以为可即施行，某某事以为不可未得施行，如此则执政何所用？必以臣为不才，当先罢免，此语传之天下，恐非信任体也。”安石既执政，奏言：“中书处分事用劄子，皆言奉旨，不中理者常十八九，不若令中书自出牒，不必称圣旨。”上愕然。介曰：“太宗时寇准用劄子迁冯拯等官不当，拯诉之，太宗曰：‘前代中书有堂牒指挥事，乃权臣藉此以威福天下。太祖朝赵普为相，堂牒重於敕命，寻令削去。今复置劄子，何异堂牒？’张洎因言：‘劄子乃中书行遣小事，若废之，则别无公式’太宗曰：‘大事则降敕，其当用劄子，亦须奏裁。’此所以称圣旨也。今安石不欲称圣旨，则是政不自天子出也，使执政皆忠贤，犹为人臣擅命，义亦难安，或非其人，岂不害政？”上曰：“太宗制置此事极当。”（案：劄子卒从王安石，故绍圣间章惇乃以藉口。） 及安石议谋杀人伤者许首，案：事见元年。介数与安石争论于上前，介曰：“此法天下皆以为不可首，独曾公亮、王安石以为可首。”安石曰：“以为不可首者皆朋党耳。”安石强辨，上主其语。介不胜愤闷，居顷之，疽发背而卒。（《纪事本末》卷五十九。案：《续宋编年资治通鉴》：唐介薨，上临其丧，谥曰质肃。《编年备要》云：介疾，上临问，为之出涕，至是躬临其丧。徐乾学《通鉴后编》云：介病亟，帝临问流涕，既卒，幸其第哭，以画像不类，取禁旧藏本赐其家。盖介为谏议大夫时，仁宗密令图其像，置温成阁中，御题曰“右正言唐介”，外廷不知也，至是人始知之。时安石锐意变更，帝信任益专，介既死，同列无一人敢与之抗者。曾公亮屡请老，富弼称疾不视事，赵抃力不胜，遇一事变，更称苦者数十，故当时谓“中书有生老病死苦”，盖言安石生，公亮老，富弼病，唐介死，赵抃苦也。）
　　４、己酉，富弼言先朝稍逐言事者，人遂罕敢言事。（《纪事本末》卷五十五。原注：云：此四月十三日事。）
　　５、丁巳，条例司乞选官分行天下。（《长编》卷二百十三：熙宁四年十月壬子，颁募役。原注：条例司乞选官分行天下，《实录》在二年四月二十一日，於是遣八人者出使。案：《编年备要：遣使察农田水利赋役，从三司请也。八人为刘彝、谢卿材、王广廉、侯叔献、程颢、卢秉、王汝翼、曾亢。《太平治迹统类》：苏辙》初为检详文字，朝廷数召刘彝等八人遣之四方，辙因求见，宰相陈升之问：“君何来也？”对曰：“有疑欲问耳。近日诏八使遣往诸路，不审公知利害所在，而使案实之耶？未知漫遣出使外罗诸事耶？”升之曰：“君意谓何？”曰：“昔嘉祐遣使宽恤，既还奏，例多难行，为天下笑。今何以异！”升之曰：“吾昔奉诏看详宽恤事，如范尧夫所言多中理。”辙曰：“公知不便，而特遣使者之不行，若之何？”）
　　６、是月，司门郎中王浃知嘉州，驾部郎中高良佐知蜀州。（《长编》卷二百十四：熙宁三年八月辛巳，诏劾嘉、蜀二州违朝旨不报提举常平仓罪。原注：知嘉州、司门郎中王浃，二年四月到任；知蜀州、驾部郎中高良佐，四月到任。案：原文已佚。浃与良佐受命，不得其时，姑依原注附月末。）
　　《续宋编年资治通鉴》：四月，河决，地震，旱，避殿减膳。案：河决在元年六月七月，地震在元年七月八月，此於“河”字上脱“以”字。又案：《宋史本纪》：二月乙巳，帝以灭变避正殿，减膳彻乐。三月丙戌，命宰臣祷雨。乙未，以旱虑囚。四月甲子，御殿复膳。据《十朝纲要》、《编年备要》，均云四月甲辰，诏以大河决溢、地震相仍，方夏大旱，自乙巳避殿、减膳、撤乐，罢同天节上寿，令群臣勉修厥职，以图修复。《太平治迹统类》云：上忧旱甚，言当避正殿，又恐妨同天节宴人使。富弼曰：“此但係陛下至诚，亦不须避殿。”上曰：“避殿亦是文饰。”弼曰：“阴阳不和，皆臣等燮理无状所致。然臣等微眇，不足动天，陛下以至诚感，则天必应也。”四月罢同天节，是日雨。富弼言：“陛下避殿、减膳、撤乐，三大事诚合典礼，诞日特罢称觞，最为深切，所以动天地。当日得雨，幽灵大效，如在目前。伏愿陛下毋以今日雨泽为善，当以屡见灭变为惧。盖修德致雨，其应如此，万一有损，其灭应岂有缓耶！”上亲答书曰：“义忠言亲，理正文直。苟非意笃爱君，志在王室，何以臻此！敢不置之枕席，铭诸肺腑，终老是戒。更愿公不替今日之志，则天灭不难弭，太平可立俟也。”神宗同天节，四月十日。是年四月丁酉朔，十日为丙午，其前一日则初九日乙巳。今考诸书所载，均以避殿、减膳在四月乙巳，非二月乙巳。《宋史本纪》与此异月，恐误。况《宋史五行行》志四：熙宁二年三月旱甚。则《本纪》二月避殿、减膳已与《志》不合。避减专因旱甚，若因河决地震，似当元年已应避减，不应在二年二月始下诏也。
　　１、五月（案：钱大昕《四史朔闰考》：是月丙寅朔。） 丁卯，上论谋杀自首事，王安石因具论其故，又论律非中材一人之所能具，然亦不尽理。死刑之次，即是流刑，但居作而不杖。此自唐以来，即守此律不得，如此类亦甚多。上曰：“汉文帝废肉刑是否？富弼曰：“极是。”安石曰：“当时虽废肉刑，而人多笞死，即如折人两肢，或瞎人两目，今乃流三千里而已，此何足以报其罪！又强盗五百贯即死，若有肉刑，此但刖而已。”弼曰：“此非通论。刑者不可复宁，虽欲自新，其路无由，除肉刑乃所以开人自新耳。”上曰：“然入肉刑者，皆有已甚之罪故也。”（《纪事本末》卷七十五。）
　　２、壬午，议置嘉祐编敕局。（《长编》卷二百十三：熙宁三年七月庚戌，诏中书门下看详《嘉祐编敕》。原注：初议置局在二年五月十七日。又《长编》卷二百十六：三年十月丙子，详定编敕所言，乞自今应删官每月各备十条。原注：二年五月十七日可考。案：原文已佚，就原注辑数字备参考。《玉海》卷六十六：熙宁二年三月壬寅，命蔡延庆、孙永修嘉祐编敕。又云：五月，以审官为东院。七年十二月，编敕二卷成，上之。）
　　３、癸未，郑獬知杭州，（案：长编卷二百十二：熙宁三年七月庚戌。原注：云：獬自翰林出守杭州。） 王拱辰判应天府，钱公辅知江宁府。獬与滕甫相善，王安石素恶之，目为“滕屠郑沽”。尝言於上曰：“獬极险，不宜使在内。”故事，两制差除，必宰相当笔。时富弼在告，曾公亮出使西京，王安石遽自当笔。议者皆疑安石行其私意，御史中丞吕诲即奏曰：“侍臣者，盖近於尊，实陛帘隆峻之级也，进之以礼，退之以礼，乃君臣之分，邦国之体也。”宣徽使王拱辰言：“陛下执政之初，还其旧官，委寄北都，召入供职，不闻有过，迁谪在外，臣不知陛下用何人荐论而召之，因何人訾毁而黜之。翰林学士郑獬，在三班院皆称公当，权府亦甚平允，不闻闤旷，遽然外补。外传闻见禁罪人喻兴与妻阿牛，谋杀妇人阿李公事，獬不肯用新法理断，将欲论列，故有是逐，虽转官得郡，实夺其权也。知制诰钱公辅先因营救滕甫遂罢谏院，今又被逐，盖甫与王安石素所不足，今无罪被黜，甚伤公议。龙图阁直学士韩贽代还未及两月，亟除知江宁府，复又何名。臣不惜四人之去，所惜朝廷之体，无俾权臣盗弄其柄。以臣言是，乞追四敕；以臣为非，愿并臣斥逐。”又奏曰：“近除陆诜知成都府，就移吴中复知成德军，数日之间，差除特异，况宰相不书敕，本朝故事，未之闻也。传云御批付出，臣窃疑焉。陛下进退近臣必有常理，不应有加膝堕渊之意。如从执政进拟，则是自外制中，尤非圣哲驭下之体也。”上出诲奏示执政曰：“王拱辰等出，外间纷纭知否？”赵抃、王安石曰：“不知。”上曰：“除拱辰宣徽使自为再任，岂是拔擢？”又谓安石曰：“诲为人所使，殊不知卿用心。”安石曰：“此三人者出，臣但媿不能尽理论情，暴其罪状，使小人知有所惮，不意言者乃更如此。”（《纪事本末》卷五十八。）
　　４、先是，吕诲劾安石疏曰：（案：《纪事本末》卷五十八录诲此疏於六月诲知邓州下，虽係追述之例，然前后究嫌失次，且安石求去云云，谕使视事诏文，亦录於六月。而前仅云诏使视事，不录诏文，盖纪事体则宜，然究非编年体。今移晦疏於丙戌日上，而以诏文属丙戌日下，复文均删去不取，惟上疏不得其日，增“先是”二字。） “臣窃以大奸似忠，大诈似信，唯其用舍，系国休戚也。如少正卯之才，行僻而坚，言伪而辨，顺非而泽，强记而博，非大圣人孰能去之？唐卢杞，天下谓之奸雄，唯德宗不知，终成大患。所以知人之难，尧、舜犹病。陛下即位之初，起王安石知江宁府，未几，召为学士，搢绅皆庆陛下得人，及参机务，命论未允。臣谨案：安石外示朴野，中藏巧诈，骄蹇慢上，阴贼害物，众所共知。今略疏十事。（案：《编年备要》载诲劾安石十事云：嘉祐间，因开封府争鹌鹑公事不当，御史催促谢罪，傲倨不从，一也。安石每迁小官，逊避不已；及除翰林学士，不闻固辞。先帝临朝，则有山林独往之志；陛下即位，则有金銮侍从之乐。见利忘义，好名嗜进，二也。安石在经筵，力请坐讲，将屈万乘之重，自处师氏之尊，不识君臣上下之分，三也。安石自居政府，留身进说，多乞御批自中出下塞人言，是则掠美於己，非则敛怨於君，四也。许遵误断谋杀公事，力为主张妻谋杀夫，用案减等科罪。挟情坏法，徇利报怨，五也。安石入翰林，未闻荐士，首率同僚称弟安国之才，朝廷与状元恩例，犹谓之薄，主试定文卷不优，遂罹中伤。卖弄威福，无所不至，六也。宰相不视朝，旬日差除，专罢逐近臣不附己者，妄言尽出圣衷。作威作福，耸动朝庙，七也。与唐介争论谋杀刑名，众非安石而是介。介务守大体，不能口舌胜，愤懑发疽而死。奏对强辨，凌轹同列，八也。章辟光献言，俾岐王迁外，离间之罪，固不容诛，有旨送中书正罪，安石坚拒不从，九也。制置三司条例兼领兵财，又举三人者勾当，八人者巡行。臣未见具利，先见其害，十也。） 臣指陈猥琐，烦渎高明，诚恐陛下之悦其才辩，久於倚异，情伪不得知，邪正无复辨，大奸得路，群阴勷进，则贤者渐去，乱由是生。臣究安石之迹，固无远略，惟务改作，立异於人，徒文言而饰非，将罔上而欺下。臣窃忧之，误天下苍生，必是人也。陛下图治之宜，当稽於众。方今天灭屡见，人情未和，惟在澄清，不宜挠浊，如安石久居庙堂，必无安静之日。臣所以沥情而言，不虞濒祸。况陛下志在刚断，察於隐伏，当质於士论，然后知臣言中否。然诋讦大臣之罪，不敢苟逭孤危，若寄职分难安，当复露章请避怨敌。”疏奏，丙戌，安石乞辞位，上即封还其奏。（案：《临川集》安石《乞罢政事表》云：私怀恳挚，已具布闻，圣训丁宁，未蒙开纳。敢冒崇高之听，再输悃愊之情。臣闻任贤之方，要其有陈方之义，止於不能。苟弗集於事功，且重罹於疹疾，岂容叼据，以累明扬。伏念臣猥以孤生，亲逢圣世，昧於量己，志欲补於休明；失在信书，事浸成於迂阔。每烦众论，上淆圣聪。久知素愿之难谐，继积疴而自困。辞而去位，庶逃窃食之诛；勉以就功，重荷包荒之德。虽贪顺命，终惧妨功。伏惟皇帝陛下闳度并容，大明俯烛，俾垂矜允，得遂退藏。如此则孤进之身，获生全於末路；具瞻之地，得致命於时材。） 乃赐安石诏曰：“昨日已曾面谕朕意，谓悉谅也。今得来奏，甚骇朕怀。今还卿来奏。天下之事，当变更者非止一二，而事事如此，奚政之为也！卿其反思职分之当然，无恤非礼之横议，视事宜如故。”（《纪事本末》卷五十八、卷六十三。案：邵伯温《闻见前录》云：神宗天资节俭，因得老宫人言祖宗时妃嫔公主月俸至微，叹其不及。王安石独曰：“陛下果能理财，以天下自奉可也。”帝始有意主青苗助役之术，类如故。吕诲中丞弹章故曰：“外示朴野，中怀狡诈。”又案：邵博《闻见后录》云：熙宁中，王介甫初参大政，神宗方厉精图治。一日，紫宸早朝，二府奏事毕，日刻既晏，例隔言事官於中庑，须臾，上更衣复出，以次赞引。时吕献可为御史中丞，司马文正公为翰林学士，侍读迩英殿，将趋经筵，相遇於庭中。文正公密问曰：“今请见，言何事邪？”献可举手曰：“袖中参文，乃新参政。”文正公愕然曰：“以王介甫之文学行艺，命下之日，众皆喜於得人，奈何遽言之？”献可正色曰：“安石虽有时名，上意所向，然好执邪见，不通物情，轻信难回，喜人佞己，听其言则美，施於用则疏，若在侍从，犹或可容，置之宰辅，天下必受其祸。”文正公曰：“与公素为心交，苟有怀，不敢不尽。今日之论，未见不善之迹，似伤恩遽。或别有章疏，愿先进呈，姑留是事，更加筹虑可乎？”献可曰：“上新嗣位，富于春秋，朝夕所与谋议者，二三执政而已。苟非其人，将败国事，此乃心腹之疾，治之唯恐不及，顾可缓耶！”语未竟，邠门吏抗声追班，遂趋而出。文正公退，终日思，不得其说。既而搢绅间浸有传其章疏者，往往偶语窃议，讥其太过。未几，闻中书置三司条例司，介甫以平日谄谀躁进之士，悉辟召为属吏，朝夕相与为谋议。以经纶天下为己任，务变更祖宗法，敛民财以足国用，妄引古书，蔽其诛剥之实；辅弼大臣，异议不可回；台谏从官，力争不能夺；郡县监司，奉行微忤其意，则谴诎随之，於是百姓骚然矣。然后前日之议者叹服，以为不可及，而献可终缘兹事，出知邓州。呜呼！行辟而坚，言伪而辨，记詀而博，顺非而泽，唯孔子能识之，虽子贡之智，有所不知也。方介甫自小官以至禁从，其学行声名，暴著於天下，士大夫识与不识，皆谓介甫不用则已，用之必能兴起太平，献可独以不然，已而考其行事，卒如所料。）
　　５、丁亥，安石具表谢上，又使中使抚谕趣入，安石又称疾乞告，上再令中使趣入。（《纪事本末》卷五十八。）
　　６、甲午，安石乃入见，上谓安石曰：“诲殊不晓事，诘问又都无可说。”上又谓安石曰：“吕诲言卿每事好为异，多作横议，或要内批，以自质证，又诈妄希朕意，此必是中书有人与如此说。朕与卿相知如高宗、傅说，亦岂须他人为助？”安石曰：“高宗用傅说，起於匹夫，版筑之中，所以能成务者，以旁招俊乂，列於庶位故也。”上曰：“近臣只有吕公著，又与吕公弼相放。”安石曰：“富弼在密院时，妇翁晏殊为相，此亦近例。如吕公著行义，陛下所知，（案：邵伯温《闻见前录》云：介甫平生待晦叔甚恭，尝简晦叔曰：“京师二年，疵吝积於心，每不自胜，一诣长者，即废然而反。夫所谓德人之容，使人意消者，於晦叔得之矣。以安石之不肖，不得久从左右，以求於心而稍近於道。”又曰：“师友之义，实有望於晦叔。”故介甫作相，荐晦叔为中丞，晦叔迫於天下公议，反言新法不便，介甫始不悦，谓晦叔有驩兜、共工之<女于>矣。） 岂兄弟为比，用以负陛下！今富弼、曾公亮大抵欲逆流俗，不更弊法，恐如此难恃以久安，难望以致治。”上亦患之。（《纪事本末》卷五十八。）
　　考课院言：“准定到考较知县县令课法：在任断狱平允，民无怨滥，赋税及时了办，不须追扰，及差役均平，并无论诉之人，及虽有论诉而无不当之理，在任能屏除盗贼，理民安居，劝课力田，使野无旷土；又能赈恤困穷，不致流离，虽有流离之人，而多方招诱，复令归业，一任之中，主客户比旧籍稍有增衍，在任架阁库书簿务令整齐，经提刑、转运点检，别无散失；及兴修水利，疏导积水，以利民田，能劝诱人户种植桑枣。天下州军委知州、通判，每岁取索辖下得替知县县令前三条课绩，兼依旧法四善：德义、清谨、公平、恪勤，采逐人有上项事实，即参详分为上、中、下三等，申本路转运、提点刑狱司，逐司类聚齐足，同共将一路所供三条课绩、四善事实，再行审定。上、中、下三等内有绩状尤异，出於上等之外，则定为优等。如政事昬缪，出於下等之下者，即定为劣等，即不得将合在三等政事。定优或劣，其奏状并限次年春季申奏到，送考课院看详。如所奏委得允当，即本院保明申奏其知县县令，依下项赏罚；若所奏徇情，功过不实，及虚奖权要，固抑孤寒，其转运使副、提点刑狱及知州、通判，并科违制之罪。京朝官系优等人，到院日与升在院人名次之上，仍令指射家便地差遣，及令中书记录其姓名；其劣等人并降入监当。选人系优等，如到铨合该磨勘，判成过铨日，令铨司与不依名次入申引见，改转合入京朝官，近地差遣；其未该磨勘者，如已系职官，并与循资；若系令、录，即与两使职官，如系试衔知县，即令通判、司簿定到。武臣、知县为上下等之人，即乞比类上项赏罚施行。”诏并从之。（《纪事本末》卷六十七。案：《续宋编年资治通鉴》五月，定县令考绩法，分上、中、下三等。上尝曰：“朕思祖宗百战得天下，今以一州生灵付一庸人，常痛心疾首。”《纪事》原文不系日，据《十朝纲要》系甲午日下。又案：《太平治迹统类》：上御资政殿，彦博等赐茶毕，上曰：“便坐，欲从容论也。”上语及选任知州未得善否，曰：“祖宗百战得天下，今以上州生灵付一庸人，常痛心疾首。卿等以为何如则可？”彦博奏：“以责在监司，宜得至公之人，委任按察。”公弼曰：“朝廷常择诸路长官，十八路监司无不济矣！”《续宋编年通鉴》节录之，附此。）
　　７、是月，并臣准诏议学校贡举，（案：《十朝纲要》：四月戊午，诏两制、两省、御史台、三司、三馆臣寮共议贡举法。） 多欲变改旧法，独殿中丞、直史馆、判官告院苏轼云云。（案：《东坡集》载此议，作熙宁四年正月具议状。马端临《文献通考》、《宋史全文通鉴》、《玉海》、毕沅《通鉴》均同此，作二年五月。《宋史》本传、薛应旂《通鉴》，则依《集》作四年。然据《十朝纲要》、《玉海》，诏议在二年四月，具议自应在二年五月，不应迟至四年正月，去下诏日几及二年始具议；况《长编》四年原书俱存无阙，正月并未及此议状。考王宗稷《东坡年谱》云：四年辛亥，先生三十六，任判官告院兼判尚书祠部。王荆公欲变科举，上疑焉，使两制、三馆具议。先生献三言，荆公之党不悦，命摄开封府推官，有奏《罢买浙灯疏》，知杂事诬告先生过失，未尝以一言辨之，乞外任避之，除通判杭州。然《谏买浙灯疏》，《纪事》亦系二年十二月，而四年《长编》无文，《年谱》所载核以《长编》，歧异殊甚。据《长编》卷二百十四熙宁三年八月癸亥有云：“诏江淮、湖北转运司体量殿中丞、直史馆苏轼居丧，服除，往复贾贩，及令李师中供析照验，见轼妄冒差借兵卒事以闻。”谢景温奏劾故也。景温与安石连姻，安石实使之穷治，卒无所得。轼不敢自明，久之，乞外补。上批出与知州差遣，中书不可，拟令通判颍州。上批出与判杭州。注云：轼通判杭州，不得其时。又云：轼自此留京师几一年。明年夏末秋初及出都，由陈州赴杭州。轼有与其兄书云：“六月，除杭州。”乃明年。今因谢景温劾奏遂附见。景温劾轼疏已附注三月丁酉。又《长编》卷二百十三注引林希《野史》云：王安石恨怒苏轼，欲害之，未有以发。会诏近侍举谏官，谢景温建言，凡被举官移台考核，所举非其人，即坐举者。人固疑其意有所在也。范镇荐轼，景温即劾轼向丁父忧归蜀，往还多乘舟，载物货卖私盐等事。安石大喜，以三年八月五日奏上，六日事下八路，案问水行及陆所历州县，令具所差借兵夫及柁工，询问卖盐，卒无其实。据此，则劾奏诬告，乃在三年非四年也。窃疑《年谱》之误，盖由苏子由所撰《东坡墓志铭》。有云：四年，介甫欲变科举，上疑焉，使两制、三馆议之。公议上，上悟曰：“吾固疑此，得苏轼议，意释然矣。”即日召对，且问：“何以助朕？”公辞避久之，乃曰：“臣窃意陛下求治太急，听言太广，进人太锐。愿陛下安静以待物之来，然后应之。”上竦然听受曰：“卿三言，朕当详思之。”介甫之党皆不悦，命摄开封府推官，意以多事困之。公决断精敏，声闻益远。会上元有旨市浙灯，公密疏旧例无有，不宜以玩好示人，即有旨罢之。殿前初策进士，举子希合，争言祖宗法制非是。公为考官，退拟答以进，深中其病。自是论事愈力，介甫愈恨。御史知杂事者为诬奏公过失，穷治无所得，公未尝以一言自辨，乞外任避之，通判杭州。然以此求之“四”字恐误。《墓志铭》此段上有云：丁先君忧，服除，时熙宁二年也。王介甫用事，所建立，公与介甫议论素异，既还朝，寘官告院。下接“四年介甫欲变科举”云云，“四”字疑当作“是”字。“是年”承上“时熙宁二年也”句为文，盖二年五月议贡举，后为开封》推官。十二月上《谏买浙灯》疏。三年三月谢景温劾奏诬告。八月癸亥诏体量供析。乙丑因有语司马光“轼非佳士”言，乃令判杭。四年六月赴杭》。自《墓志铭》作四年，而编《年谱》者漫不加察，遂滋轇轕。考东坡丁父忧在治平三年四月，见欧阳修《老苏墓志铭》，则服除当在熙宁元年八九月，至京为官告院必在二年二三月。至四年正月，几及二载，不应一无奏劄，可疑一。谢景温劾奏诬告在三年八月五日，诏体量供析在三年八月六日，《长编》所载日月可考。似《贡举议》及《谏买浙灯疏》、《上神宗书》，不应在有旨体量供析后，可疑二。《宋史全文资治通鉴》於二年九月载神宗言“轼有文学，为人平静”，至三年八月乙丑，《长编载神宗语》司马光谓“苏轼非佳士，卿误知之。”若在四年，则安石、景温於三年已诬告，神宗已谓非佳士，何以得议而喜？又何必以轼为人何如问安石乎？可疑三。《集》中《再上神宗书》有云：自去岁以来，所行新法皆不与治同道。立条例司，遣青苗，敛助役钱，行均输法云云，皆二年事，此书上於三年，故云去岁。此书在《议贡举》、《谏买浙灯疏》、《上神宗书》后，若依《年谱》，则《再上神宗书》既在《议贡举》诸奏后，“去岁”二字，殊未合，可疑四。诏议贡举，据《玉海》、《纲要》，在二年四月戊午，上议似不应隔二年始奏。司马温公《传家集《议贡举状》注云熙宁二年五月上，东坡尤不应迟至四年正月，可疑五。若“四年”二字作“是年”，则诸书所载事迹，日月无不？合。《集》中於《议贡举状》以下诸奏，均不作“四年”，恐係浅人又据《年谱臆改之，不得其月，乃以臆断为正月也。《纪事》於议状不载其文，今依《集》中录置附注，以备考据。《集中》云：得人之道，在於知人；知人之法，在於责实。使君相有知人之才，朝廷有责实之政，则胥吏、皂隶未尝无人，而况於学校贡举乎！虽因今之法，臣以为有馀。使君相无知人之才，朝廷无责实之政，则公卿侍从常患无人，况学校贡举之法乎！虽复古之制，臣以为不足矣。夫时有可否，物有兴废，方其所安，虽暴君不能废；及其既厌，虽圣人不能复。故风俗之变，法制随之。譬如江河之徙移，顺其所欲行而治之，则易为功；强其所不欲而复之，则难为力。使三代圣人复生於今，其选举养才亦必有道矣，何必由学！且天下固尝立学矣。庆历之间，以为太平可待，至於今日，惟有空名仅存。今陛下必欲求德行道艺之士，责九年大成之业，则将变今之礼，易今之俗。又当发民力以治宫室，敛民财以食游士，百里之内，置官立师，狱讼听於是，军旅谋於是，又当以时简不率教者屏之远方，终身不齿，则无乃徒为纷乱以苦天下耶！若乃无大变改而望有益於时，则与庆历之际何异！故臣以谓今之学校，可因循旧制，使先王之旧物不废於吾世足矣。至贡举之法，行之百年，治乱盛衰，初不由此。陛下视祖宗之世，贡举之法与今为孰精？言语文章与今为孰优？所得文武长才与今为孰多？天下之事与今为孰办？较此四者，而长短之议决矣。今议者所欲变改，不过数端：或曰乡举德行而略文章，或曰专取策论而罢诗赋，或欲举唐室故事兼采誉望而罢封弥，或欲罢经生朴学而考大义，此数者，皆知其一不知其二者也。臣请历言之。夫欲兴德行，在於君人者修身以格物，审好恶以表俗，孟子所谓“君仁莫不仁，君义莫不义，君之所向，天下趋焉。”若欲设科立名以取之，则是教天下相率而为伪也。上以孝取人。则勇者割股，怯者庐墓；上以廉取人，则敝车羸马，恶衣菲食，凡可以中上意，无所不至矣。德行之弊，一至於此。且自文章而言之，则策论为有用，诗赋为无益；自政事言之，则诗、赋、策、论均为无用矣。虽知其无用，然自祖宗以来，莫之废者，以为设法取士，不过如此也。岂独吾祖宗，自古尧、舜亦然。《书》曰：“敷奏以言，明试以功。”自古尧、舜以来，进人何尝不以言，试人何尝不以功乎！议者必欲以策论定贤愚能否，臣请有以质之。近世士大夫，文章华靡者莫如杨亿，使杨亿尚在，则忠清鲠亮之士也，岂得以华靡少之？通经学古者莫如孙复、石介，使孙复、石介尚在，则迂阔矫诞之士也，又可施之於政事之间乎？自唐至今，以诗赋为名臣者，不可胜数，何负於天下而必欲废之！近世士人，纂类经史，缀缉时务，谓之策括。待问条目，搜抉略尽，临时剽窃，易首尾以眩有司，有司莫能辨也。且其为文也，无规矩准绳，故学之易成；无声病对偶，故考之难精。以易学之士，付难考之吏，其弊有甚於诗赋者矣。唐之通榜，故是弊法，虽有以名取人厌伏众论之美，亦有贿赂公行权要请讬之害，卒使恩去王室，懽归私门，降及中叶，结为朋党之论。通榜取人，又岂足尚哉！诸科取人，多出三路：能文者既已变而为进士，晓义又皆去以为明经，其馀皆朴鲁不化者也。至於人才，则有定分，施之有政，能否自彰。今进士日夜治经传子史，贯穿驰骛，可谓博矣。至於临政，曷尝用其一二！顾视旧学，已为虚器，而欲使此等分别注疏，粗论大义，而望其才能增长，亦已疏矣。臣故曰，此数者皆知其一不知其二也。特愿陛下留其远者大者，必欲登俊良，黜庸回，总览众材，经略世务，则在陛下与二三大臣，下至诸路职司与良二千石，区区之法，何预焉！然臣窃有私忧过计者，敢不以告。昔王衍好《老》、《庄》，天下皆师之，风俗陵夷，以至南渡；王搢好佛，荙人事而修异教，大惓之政，至今为笑。故孔子罕言命以为知者少也。子贡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夫性命之说，子贡不得而闻，而今之学者，耻不言性命，此可信哉！今士大夫以佛、老为圣人，鬻书於市者，非《庄》、《老子》之书不售也。读其文，浩然无当而不可穷，观其貌，超然无著而不可挹，岂此真能然哉？盖中人之性，安於放而乐於诞耳。使天下之士能如庄周，齐死生，一毁誉，轻富贵，安贫贱，则人主之名器爵禄，所以励世摩钝者废矣，陛下亦安用之？而况其实不能而窃取其言以欺世者哉！臣愿陛下明敕有司，试之以法言，取之以实学，博通经术者，虽朴不废，稍涉浮诞者，虽工必黜，则风俗稍厚，学术近正，庶几得忠实之士，不至蹈衰世之风，则天下幸甚。） 上得轼议喜曰：“吾固疑此，得轼议释然矣。”即日召见，问：“何以助朕？”轼对曰：“陛下求治太急，听言太广，进人太锐，愿陛下安静，以待物之来，然后应之。”上悚然听受，曰：“卿三言，朕当详思之。”他日，上问王安石以轼为人何如？安石知轼素与己异，疑上亟用之也，因问上曰：“陛下何以召见轼？”上曰：“见轼议学校贡举异於诸人，故召见之。且道轼对语曰：‘陛下何以召见臣？’朕为言：‘见卿议事有所喻，故召问卿。’对曰：‘陛下如此错矣，人臣以得召见为荣，今陛下实未知臣何如，但以臣言即召见，恐人争为利以进。’又谓朕与人官太速，后或无状，不能始终。此说何如？”安石曰：“陛下与人官，患在不考实，虽与何害！”上曰：“轼又言：‘兵先动者为客，后动者为主，主常胜客，客常不胜，治天下亦然。人主不欲先动，当以静应之於后，乃胜天下之事。’此说何如？”安石曰：“轼言亦是，然此道之经也，非所谓道之变，圣人之於天下感而后应，则轼之言有合於此理。然事变无常，固有举事，不知出此，而圣人为之倡发者。譬之用兵，岂尽须后动然后能胜敌！顾其时与势之所宜而已。”上曰：“卿言如此极精。”又言：“轼宜以小事试之何如？”安石曰：“臣已屡奏试人当以事，此言诚是也。”安石因极称吕惠卿。其后，上复谓曾公亮曰：“苏轼奏对明敏，可试也。”公亮曰：“京师无可试者。”王安石曰：“轼亦非久当作府推。”上曰：“欲用轼修中书条例。”安石曰：“轼与臣所学及议论皆异，别试其事可也。”又曰：“陛下欲修中书条例，大臣所不欲，小臣又不欲。今轼非肯违众以济此事者也，恐欲故为异论，沮坏此事。兼陛下用人，须是再三考察，实可用乃用之。今陛下但见轼之言，其言又未见可用，恐不宜轻用。”（《纪事本末》卷六十二。案：《临川集》安石《乞改科条制劄子》云：伏以古之取士，皆本於学校，故道德一於上，而习俗成於下，其人材皆足以有为於世。自先王之泽竭，教养之法无所本，士虽有美材而无学校师友以成就之，议者之所患也。今欲追复古制以革其弊，则患於无渐。宜先除去声病对偶之文，使学者得以专意经义，以俟朝廷兴建学校，然后讲求三代所以教育选举之法，施於天下，庶几可复古矣。所对明经科欲行废罢，并诸科元额内解明经人数添解进士，及更俟一次科场，不许新应诸科投下文字，渐令改习进士。仍於京东、陕西、河东、河北、京西五路先置学官，使之教导。於南省所添进士奏名，仍具别作一项，止取上件京东等五路应举人并府监诸路曾应诸科改应进士人数。所贵合格者多，可以诱进诸科蔊习进士科业。如允所奏，乞降敕命施行。《传家集》：司马温公二年五月《议贡举状》云：臣准御史台牒，准敕节文：“天下学校贡举之法，宜令两府、两省、待制以上，御史台、三司、三馆臣僚，各限一月，具议状闻奏者。”臣闻《诗》云：“无竞惟人，四方其训之。”言欲立强於天下者，无如得人。得人而任之以事，则四方斯顺之矣。臣窃惟取士之弊，自古始以来，未有若近世之甚者也。何以言之？自三代以前，其取士无不以德为本，而未尝专贵文辞也。汉世始置茂才、孝廉等科，皆命公卿大夫、州郡举有经术德行者，策试以治道，然后官之。故其风俗，敦尚名节。降及末世，虽政衰於上，而俗清於下，由取士之术素加奖励故也。魏晋以降，贵通才而贱守节，习尚浮华，旧俗益败。然所举秀、孝，犹以经术取之。州郡皆置中正，以品其才行，一言一动之失，或终身为累，士犹竞竞不敢自放。隋始置进士，唐益以明经等科，而秀、孝遂绝，止有进士、明经二科，皆自投牒求试，不复使人察举矣。进士初但试策，及长安神龙之际，加试诗赋。於是进士专尚属辞，不本经术，而明经止於诵书，不识义理。至於德行，则不复谁何。自是以来，儒雅之风，日益颓坏。为士者狂躁险薄，无所不为，积日既久，不胜其弊。於是又设誊录封弥之法，盖朝廷苦其难制，而有司急於自营也。夫欲搜罗海内之贤俊，而掩其姓名以考之，虽有颜、闵之德，苟不能为赋、诗、论、策，则不免於遭摈弃，为穷人，虽有跖蹻之行，苟善为赋、诗、论、策，则不害於取高弟，为美官。臣故曰“取士之弊，自古始以来，未有若近世之甚者”，非虚言也。今幸遇陛下圣明，心知贡举之极弊，慨然发愤，深诏群臣，使得博议利病，更立新规，是千载一时也。议者或曰：“古人乡举里选，今欲知士之德行，宜委知州、知县者采察其实，保而荐之。”臣独以为不然，古者分地建国，自卿大夫士，皆以其国人为之，犹患处士之德行不可得而详也。故又择其乡之贤者，使为闾胥、比长，自幼及长，朝夕察其所为，然后士之德行美恶，莫得而隐也。今夫知州、知县杂四海九州之人，远者三岁而更，近者数月而更，或初到官即遇科场，遽责之知所部士人之德行，诚亦难矣。又应开封府举者，常不减数千人，而开封府狱讼之繁，知府者自旦至暮耳不暇听，目不暇视，又有馀裕可使之察数千人之德行乎！议者又曰：“宜去封弥誊录，委有司考其文辞，参以行实而取之。”臣独以为不然。夫士之德行，知州县者尚不能知，而有司居京师，一旦集天下之士，独以何术知之？其术不过以众人之毁誉决之。孔子曰：“众好之，必察焉；众恶之，必察焉。”夫众之毁誉，庸讵足以尽其实乎！必如是行之，臣见其爱憎互起，毁誉交作，请讬公行，贿赂上流，谤讟并兴，狱讼不息，将纷然淆乱，朝廷必厌苦之而复用封弥誊录矣。夫封弥誊录，固为此数者而设之也。譬犹筑防以鄣洚水也，今不绝其源而徒去其防，则横流之患愈不可救矣。臣虽至愚，平生固尝竭其思虑，欲以少救其弊，今敢试陈二策，乞陛下俯加裁择。臣闻上之所为，下之所归也。国家从来以赋、诗、论、策取人，不问德行，故士之求仕进者，日夜孜孜，专以习赋、诗、论、策为事，惟恐不能胜人。父教其子，兄勉其弟，不是过也。今若更以德行取人，则士之力於德行，亦犹是也。诚风化清浊之原，历代讹谬而不悟，必待圣朝然后正之者也。夫德行修之於心，藏之於身，虽家人有所不知，况於乡党，况於州县，况於朝廷，将何从知之？故必待明哲公正之臣知而举之，然后四海之士皆可得而官使也。然举荐之法既行，则于求属请诚所不能无也。要在所举非其人者，国家以严法绳之，勿加恩贷，则苟且徇私之人皆知惧矣。且国家以德行取士，则彼贪猾轻躁之人，依附权要枉道求进者，皆为清议所贬，见弃於时，虽有举者，必不多矣。臣愚欲乞今后应係举人，令升朝官以上岁举一人，提点刑狱以上差遣者岁举二人，谏议大夫或待制以上岁举三人。不以所部非所部，乡里非乡里，除自己亲戚及曾犯真刑，或私罪情理重曾经罚赎，及不孝不友、盗窃淫乱明有迹状者不得举外，其馀皆得举之。仍於举状内明言“臣今保举某州某科某人有学术节行，乞赐召试。”若举状既上之后，卻有前后诸般违碍事发，其举主并依律文贡举非其人分故失，从公私罪定断。受赃而举者，以枉法论。其举状，逐时送下礼部贡院，置簿记录。若应举人而不举者，岁终委贡院勘会姓名闻奏，乞严加朝典。每遇三年一开贡举，委贡院截自诏下之日勘会。选择举主最多者从上取之，举主数同，则以举状到省月日先后为次，其举主曾有赃罪，及见停闲身亡，或在合参人数外者，并不准。倍於每次科场南省之奏名人数，具姓名闻奏，乞下本贯发遣赴阙。其本贯更不考试，即具申状解送赴贡院，仍出公凭给付逐人，令赴贡院照会。限十一月内取齐，十二月内引见，正月内考试。其试官或朝廷临时添差。进士试经义策三道，子史策三道，时务策三道，更不试赋、诗及论。明经及九经等诸科，试本经及《论语》、《孝经》大义，共四十道，明经加试时务策三道，其帖经、墨义一切皆不试。对策及大义，但取义理优长，不取文辞华巧。唯所对经史乖僻，时务疏阔者，即行黜落。其奏名人数，并依科场旧制。若合格者少，即不满旧数，亦听。至御试时，进士、明经各试时务策一道，九经等诸科，试本经大义十道，所有名字高下，并只以举主多者为上。举主数同者，则以举状到省月日先后为次。其举人所纳家状，及授官后吏部所给告身，并须开坐原初举主人数、姓名。若及第后犯私罪、情理重及赃罪，其举主并减一等坐之；未及第者减三等。皆不以去官及赦原。如此，则并臣不敢挟私妄举，士人皆崇尚经术，重惜操履，风俗丕变矣。朝廷若不能行此保举之法，其次莫若修学校之法以取之。臣伏见自庆历以来，天下诸州虽立学校，大抵多取丁忧及停间官员以为师长，藉其供给，以展私惠，聚在仕官员及市井豪民子弟十数人，游戏其间，坐耗粮食，未尝讲习，修谨之士多耻而不入。间有二千石自谓能兴学者，不过盛修室屋，增置庄产，广积粮储，多聚生徒，以邀虚名。师长之人自谓能立教者，不过谨其出入，节其游戏，教以钞节经史，剽窃时文，以夜继昼，习赋、诗、论、策，以取科名而已。此岂先王立学之意邪！於以修明圣道，长育人材，化民成俗，固已疏矣。臣欲乞自今天下州学，只许置教授一人，委本州长吏於本处命官中选择无过犯、有节行、能讲说、为众所服者，举奏补充。若本州无人，则奏乞下铨司选差，委铨司於见在铨选人内拣选进士、明经诸科出身人，历任无赃私罪、能讲说经书者奏，补充逐州教授。仍令国子监试讲说经书。应举人初入学者，并为外舍生，唯赴听讲及公试外，不得於学中宿食。其教授每日讲书毕，取在学诸生姓名，书於垽上，杂置筩中，抽取三人，问以听过书中疑义三条。使对众解说。通者置簿记录，粗者不问，否则有罚。每月中两次公试，各试所习举业，委教授考校，定优劣等第，具姓名出榜，示讫亦置簿记录。其有过犯者，小过则罚钱，中过则降等，大过则斥出学，亦置簿记录。每遇春秋释奠毕，委教授选择外舍生到学及半年以上，自前次释奠以来说书多通，公试多在优等，过犯情轻数少，即升入内舍，为初等生，始听於学中宿食。又选择初等生升为中等生，中等生升为高等生，皆如外舍生之法。其有二人已上比较难决者，即特令说书及试所业以决之。皆须具状申本州，委知州、通判更加审覆，委得公当，然后给牒补之；如后来有过降等者，其牒即行抽取毁抹。其教授选择、纠举、升降等第若有不公，委知州、通判觉察取勘闻奏，乞行訩替。其开封举人，旧无府学，并令寓教於国子监。其国子监举人，须实是品官子弟，方得条入学。其教试选升之法，并与外州同。以直讲比教授，判监、同判监比知州、通判。凡国子监、开封府及诸州军内舍高等生额，并用本处解额之半。其中等倍高等，初等倍中等。若人数未足，则阙之，不得溢额补入。若遇诏下开贡举，委本处判监、同判监、知州、通判截自其日，勘会高等生补及半年以上者，具姓名结罪保明闻奏。仍给予公凭，许令免解直就省试。其高等生占不尽解额，方许本处其馀举人取解。其中等、初等生於取解时仍别立号，常比其馀举人多取分数。所有高等生至省试时，亦别立号，每七人中取一人奏名。如此，则举人亦稍蔊经术，敦行义矣。夫经术深浅，非程试所能知；行义美恶，非朝夕所能察。今使之处於学校，经二三年累经选择升至高等，又占解额，妨众人进取之路，若其行义少有过差，必不为众人所容矣。由此观之，其高等生经术则讲说常通，文艺则屡入高等，过犯则全然轻少，行义则为众所服，比之糊名誊录，考其一日所试诗、赋、论、策，偶有所长而取之者，相去远矣。况近年举人或一无行能，横遇恩泽、幸得免解者，不可胜数。今高等生行能如此，裁免一解，岂足惜哉！此学校之法也。若朝廷又不能如此，只於旧条之中毛举数事，微有更张，则於取士之道？无所益，徒更烦苛，不若悉循旧贯之为愈也。《文献通考》卷三十一：神宗熙宁二年，议更贡举法，罢诗、赋、明经诸科，以经义、论、策试进士。王安石以为古之取士俱本於学，请兴建学校以复古，其明经诸科欲行废罢，取元解明经人数增进士。直史馆苏轼上议，上以问安石，安石曰：“若谓此尝多得人，自缘仕进别无他路，其间不容无贤；若谓科法已善，则未也。今以少壮时，正当讲求天下正理，乃闭门学作诗赋，及其入官，世事皆不习，此乃科法败坏，人才致不如古。”其后，乃卒如安石议。《玉海》卷百十六：熙宁二年四月戊午，诏执经艺者专诵数，趋乡举者狃文辞，并臣详议，别为新规。翰林学士韩维议，请罢诗赋，各习一大经，问大义十道。集贤学士苏颂议，先士行而后文艺，去封弥誊录之法，先行之州县，使有司专考察，庶几存乡举里选之遗范。程颢言：“治天下以正风俗、得贤才为本，请修学校，尊师儒。县令每岁与学之师以乡饮之礼，会其乡老学者，众推经明行修材能可任之士，升於州之学，以观其实。郡守又岁与学之师行乡饮酒之礼，大会群士，以经义、性行、材能三物宾兴其士於大学，大学聚而教之，岁论其贤者能者於朝，谓之选士。朝廷问之经，以考其言；试之职，以观其材，然后辨论差等而命之职。”四年二月丁巳朔，罢明经科，进士罢诗、赋、帖经、墨义。）
　　１、六月（案：钱大昕《朔闰考》：六月丙申朔。癸卯，添差弓手，富弼、曾公亮不肯，即罢参照。《长编》卷二百十六：熙宁三年冬十月乙酉，诏罢弓手。原注：添差弓手当考。其始二年六月八日，富弼、曾公亮不肯，即罢参照。案：原文已佚，据原注辑此。）
　　２、辛亥，赵国公守巽长子世清坐争袭封不当，自茂防降左武卫大将军、郢州防奭使。（《长编》卷二百十三：熙宁三年七月癸丑，王珪等言承袭。原注。）
　　３、丁未，翰林学士吕公著言：“颍川人常秩，道德修於乡里，名实著於海内，欲乞召置台阁”。诏本州长吏敦遣赴阙。（《纪事本末》卷六十五。案：诏秩赴阙，初诏在治平四年十月癸丑，可考。）
　　４、丁巳，诏右谏议大夫、御史中丞吕诲落中丞，以本官知邓州。（《纪事本末》卷五十八。案：《太平治迹统类》云：诲论安石，上使谕解诲，诲执愈坚。又奏曰：“臣受国恩，家有忠范，惟知死节，以图报效。窃以我国朝开基一百馀年，四方无事，前事固未闻，然太平之久，事固有係於圣虑者。以是思之，尤当谨於措置，谋谟在得人，安危在委任，图维旧德，推广恩信，以至万务。讲求利病，在乎沈几默运，不当形迹。因事制宜，去弊补废，上应天灭，务以安静，乃今日之事。王安石者，本以文章进用，竟遽为辅弼，逢迎上意，张皇一时之事。祖宗法度，首议变更，天下利源，皆欲摇动；斥逐近侍，盗弄权柄，倾危老成，欲速相位，人情甚郁，公议不容。独陛下未悟，倚任安石，与之议求治道之要，进退天下之事。臣恐无益於盛时，徒有累於知人。”於是安石求去，上还其奏，安石乃具谢起视事。安石既视事，益自信，以经纶天下为己任，尽变祖宗旧法，专务聚敛，造出条目，颁於四方，州县吏奉行，微忤其意则责逐之，所用皆浮薄少年，天下骚然。於是昔之疑诲太过者，媿仰叹服，以为不及，而诲亦力求外补，遂得罪。）
　　５、是月，薛向除江淮等路发运使。（《长编卷》二百十三：熙宁三年七月辛丑，向请运铜陕西铸钱。原注：云：向二年六月乃除发运。案：《纪事本末》卷七十六云：熙宁初，薛向为江淮等路发运使。不系年月，而《长编》原注有年月而不系日，今依附六月末。薛《通鉴》在四月丁未，与《长编》异日月。范忠宣《奏议》云：臣前来累言，薛向在陕西，违条罔上，罪状显明，不当曲加恩贷，仍蒙奖用。及张靖不当先於罪人责降，皆是朝廷赏罚之失。将使奸邪得志，尽谓宪典可欺。中人之性易移，悉以张靖为计，遇事皆希旨，蔽惑人主聪明，盖自中书不合差除，致累陛下圣政。臣虽累曾陈奏，不蒙听纳施行。今又委以六路生灵，使之专治财赋，则薛向奸诈，必更甚於陕西。缘陕西有都转运使、诸路帅臣、走马承受，皆是朝廷信臣，不为向所统属，又有非时使命往还访察。若是臣寮善恶，朝廷易为得闻，而向以巧能弥缝，尚敢肆为欺惑。今来东南六路官吏，皆是向所统摄，又无非时使命采访，加以吏民懦弱，被苦不能伸陈，即向奸欺，足以自恣。又闻东南诸郡民力多困穷，近复连被水灭，正要朝廷优恤。陛下当遣宽厚仁爱之使，惟令抚养疮痍，俾得渐就富完，以厚根本，岂宜更令纤巧刻薄之吏别肆诛求？或致民心困穷，亦必别生事变，则於治乱所系非轻。臣居谏垣，岂敢缄默！陛下度臣於向素无嫌隙，又非强愎欲遂己言，何必区区频黩天听，盖以朝廷赏罚为重，六路生民可忧，复遇陛下圣明，其言不可不进。惟望早垂睿断，勿惮改为，从谏黜邪，二美兼举，使天下风俗一变，奸人革心，岂不盛哉！如或以掩美嫉能，其言无取，则乞宣示外廷，早行责降。）
　　６、左屯卫大将军克端卒，赠登州防奭使、东牟侯。（《长编》卷二百二十八：熙宁四年十一月乙丑，诏毋得乞为继嗣。原注。）
　　仁和张大昌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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