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卷四（上）

　　神宗
　　△熙宁二年（己酉，一○六九）
　　１、正月（案：钱大昕《四史朔闰考》：是月己巳朔。） 乙酉，枢密院进一。（案：此上有脱误。） 减住营尚多，而驱策之方犹少，但如种古之徒已不获自尽。（《纪事本末》卷六十六。）
　　２、辛卯，知同州赵尚宽、知唐州高赋、知齐州王广渊，条奏置义仓事，上批近诏齐、唐等郡，讲求修复社仓，且图经久之法。知陈留县苏涓亦言：“臣所领邑，最为近畿，谨为天下郡县倡率，劝谕百姓置义仓，以备水旱。条上措置事：户第一等出粟二石，第二等一石，第三等五斗，第四等一斗五升，第五等一斗，麦亦如之。村有社，社有仓，仓置守者，耆为输纳，县为籍记。岁丰则量其数以入，岁凶则量其数以出。停藏久则又为借贷之法，使新陈相登；多寡不一则又为通融之法，使彼此相辅。”上曰：“陈留辅邑，耳目不远，可且听其施行，徐访利害。”涓又言义仓五事，并论臣僚所言未便者十二事，可行者五。诏除一事，每值饥荒，借贷与被灭户种粮未便，除放仍责以二三年限还纳，可令中书更详度外，馀并且依所奏施。又诏曾公亮曰：“近王广渊於齐州创置义仓，已劝粟十万馀石，若渐可成就。今广渊罢去，当得人继守其事，可特诏广渊举知州一人。”（《纪事本末》卷七十三。案：《宋史王广渊传》不载广渊置义仓事，而载乞留本道钱贷贫民事。《食货志》则云河北转运司傒当公事王广廉尝奏於陕西转运司私行青苗，是乞留钱贷民者广廉，非广渊也。《宋史》无广廉传，盖误合廉、渊二人之事为一。时广渊由齐州改京东转运，三年五月丁巳由京东迁河东，未尝至陕西，至陕西者，广廉。《宋史·食货志》所载犹未尽误。毕沅《通鉴考异》则又以广廉事属广渊，未免沿本传之误。然《东都事略·广渊传》，固未见有贷钱於陕西之说，则置义仓者为广渊，行贷钱法者为广廉，辨见九月丁卯。）
　　１、二月（案：钱大昕《四史朔闰考》：是月戊戌朔。） 己亥，富弼除守司空兼侍中、昭文馆大学士。初以集禧观使召弼赴阙，（案：《宋史·本纪》：熙宁元年十二月庚申，以判汝州富弼为集禧观使，诏乘驿赴阙。范忠宣撰富《公行状》：上欲召公为相，先遣中使谕旨曰：“卿今兹无得更辞，当力疾入辅为宗社计。”） 弼既辞不受，更具劄子云云。上乃罢集禧之命，以左仆射兼门下侍郎、平章事。（《纪事本末》卷六十三。案：《续宋编年资治通鉴》：熙宁二年春二月，以富弼同平章事。时弼以足疾未能入见，间有於上前言灭异皆天数，非人事所致。弼闻之叹曰：“人君所畏惟天，若不畏天，何事不可为者！去乱亡无几矣，此必奸臣欲进邪说，故先导上以无所畏，使谏诤之臣无复施。”即上书数千言，杂引《春秋》、《洪范》及古今传记、人情物理，以明其不然者。未几入见，又言：“臣闻中外之事，渐有更张，此必小人献说於陛下也。大抵小人惟动作生事，则其间有所希觊。若朝廷守静，则事有常法，小人何所望也。”上改容听纳。又言：“今所进用多是刻薄小才，小才虽可喜，然害政事，坏风俗，恐须进用醇厚笃实之人。”原注：宣王遇旱，侧身修行，欲销去之；成汤祷，必翦其爪，以六事自责。古人於天戒不敢不起畏也。如此，汉时有日食、地震之变，必延郡国贤良之士，以访阙议。祖宗有水旱、蝗虫之灭，皆避正殿，减膳彻乐，或出宫理冤狱，此皆得古帝王用心，宜其享国长久，受天之祐。若灭异之来，一付之天数，则人君之心，果何所畏，而人事亦皆弃而不修。熙宁建议之臣其言及此，真亡国丧家之兆，非富郑公辞而挌之，天下其亦殆矣。案：是时弼自汝州入相。《续宋编年资治通鉴》谓以足疾未能入，恐误。《富公行状》云：正月，召还京师。二月，除司空兼侍中、昭文馆大学士，赐甲第一区，皆恳辞不受。复拜左仆射、门下侍郎、同平章事，未陛见，闻有人於上前言灭异皆是时数不由人事者，公遂上章曰：“《春秋》书灭异所以警悟人君，使恐惧修省。董仲舒所谓‘天人相与之际，甚可畏也’。又孟子对梁惠王曰：‘途有饿莩而不知发，人死，则曰“非我也。”王无罪岁，斯天下之民至焉。’是皆不闻以灭凶归之於时数也。在人之一身，则日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在一家则日积善之家必有馀庆，积不善之家必有馀殃。一身一家至小也，馀庆馀殃，尚因人之善恶而致，宁有国家天下之灭祥而反归之於天数，而无事而致，亦未闻推之於天也。陛下万一或时而信，则救灭恤患，答谢天谴之意，有时而怠，亏损陛下之德，不为生灵之福，无甚於此。”）
　　２、壬寅，枢密院言，宗室乞子孙赐名授官。韩绛奏曰：“中书、枢密院尝议定宗室之制，已有旨候亮阴后商度，今合施行。”上曰：“此事甚大，须议，使今可施行。”迺使文彦博等各陈大旨，皆以亲疏当有等降，若非立法，无以为经常久远之计。上曰：“祖宗时皆有近亲，今用常时奉养赐予之例，诚宜裁定。若以诸王嫡长，世为南班官，其馀子孙，授以三班职名可否？”陈升之曰：“须依前代继承之法杀其恩例，六世亲尽，别为经制。”绛曰：“此事乞专委属臣下议论，，须辨别亲疏立法，则不失陛下亲亲之意。”彦博曰“自古宗族犯法，恩有不听者，臣下以义固争是也。”上颔之。（《纪事本末》卷六十七。）
　　３、庚子，以王安石为右谏议大夫、参知政事。（《纪事本末》卷五十九、卷六十三、卷六十四。） 先是，安石见上论天下事，上曰：“此非卿不能为朕推行，朕须以政事烦卿，料卿学问如此，亦欲设施，必不固辞也。”安石对曰：“臣所以来事陛下，固愿助陛下有所为。然天下风俗法度，一切颓坏，在廷少善人君子，庸人则安常习故而无所知，奸人则恶直詀正而有所忌。有所忌者倡之於前，而无所知者和之於后，虽有昭然独见，恐未及效功，而为异论所胜。陛下诚欲用臣，恐不宜遽谓，宜先讲学，使於臣所学本末不疑然后用，庶几能粗有所成。”上曰：“朕知卿久，非适今日也。人皆不能知卿，以为卿但知经术，不可以经世务。”安石对曰：“经术者，所以经世务也，果不足以经世务，则经术何赖焉！”上曰：“朕仰慕卿道德，甚至有以助朕勿惜言。不知卿所设施以何为先？”安石曰：“变风俗，立法度，方今所急也。凡欲美风俗，在长君子消小人，以礼义廉耻由君子出故也。《易》以泰者通而治也，否者闭而乱也。闭而乱者以小人道长，通而治者以小人道消。小人道消，则礼义廉耻之俗成，而中人以下变为君子者多矣；礼义廉耻之俗坏，则中人以下变为小人者多矣。”上以为然。（《纪事本末》卷五十九。案：《续宋编年资治通鉴》：王安石参知政事，上召对曰：“富弼、曾公亮与卿协力，弼闻卿肯任事亦大喜，然须勿为嫌疑。朕亦欲从容除拜，觉近日人情於卿极有欲造事倾摇者，故急欲卿就职。朕尝以吕晦为忠直，近亦毁卿。赵抃、唐介皆以言捍塞卿进用。朕问曾公亮亦云：‘诚有此。’卿且与朕力变此风，且不知卿设施，以何为先？”对曰：“变风俗，正法度，最方今急务也。”上以为然。初，上问孙固曰：“安石可相否？”固曰：“安石文行甚高，侍从献纳其选也。宰相自有度，安石为人少容，恐不可。”曾公亮荐安石，唐介曰：“安石好学而泥古，议论迂阔，若使为政，必多变以扰天下。”原注：治平中，邵雍与客散步天津桥上，闻杜鹃声，惨然不乐，客问其故，雍曰：“杜鹃，洛阳旧无之，今始至，有所主。”客曰：“何也？”雍曰：“不二年，上用南士为相，多引南人，专务变更，天下自此多事。”客曰：“闻杜鹃声何以知此？”雍曰：“天下将治，地气自北而南；将乱，自南而北。今南方地气至，禽鸟飞类得气之先者也。”《编年备要》云：安石既执政，士大夫素重其名，以太平可立致，虽司马光亦以是望之。吕诲任中丞，将对，光为学士侍讲，亦将趋资政堂，相遇并行，光密问曰：“今日言何事？”诲曰：“袖中弹文乃新参也。”光曰：“介甫之命甫下，众喜得人，奈何论之！”诲正色曰：“君实亦为此言乎？安石好执偏见，喜人佞己，则天下必受其弊。”语未竟，邠门追班。光退，终日思之，不得其说。既而搢绅间有传其疏，光往往疑其太过。又案：诲劾安石，见六月。）
　　４、甲寅，初开讲筵。（《纪事本末》卷五十三。案：王应麟《玉海》卷二十六：熙宁二年九月戊辰，初开经筵。与此异日月。）
　　５、甲子，命知枢密院陈升之、参知政事王安石取索三司应干条例文字看详，具合行事件闻奏，别为司名曰制置三司条例。（案：《临川集乞制置三司条例议》云：窃观先王之法，自畿之内，赋入精粗以百里为之准，而畿外邦国，各以所有为贡，又为经用通财之法以懋迁之。其治市之货财，则亡者使有，害者使除；市之不售，货之滞於民用，则吏为敛之，以待不时而买者。凡此非专利也。盖聚天下之人，不可以无财；理天下之财，不可以无义。夫以义理天下之财，则转输之劳逸不可以不均，用度之多寡不可以不通，货贿之有无不可以不制，而轻重敛散之权不可以无术。今天下财用窘急无馀，典领之官拘於弊法，内外不以相知，盈虚不以相补。诸路上供，岁有定额，丰年便道，可以多致，而不敢不赢；年俭物贵，难於供备，而不敢不足。远方有倍蓰之输，中都有半价之鬻，三司发运使按簿书、促期会而已，无所可否增损於其间。至遇军国郊祀之大费，则遣使刬刷，殆无馀藏，诸司则用事往为伏匿不敢实言，以备缓急。又忧年计之不足，则多为支移折变，以取之民，纳租税数至或倍其本数。而朝廷所用之物多求於不产，责於非时，富商大贾因时乘公私之急，以擅轻重敛散之权。臣等以谓发运使总六路之赋入，而其职以制置茶盐矾税为事，军储国用，多所仰给，宜假以钱货，继其用之不给，使周知六路财赋之有无而移用之。凡籴买税敛上供之物，皆得徙贵就贱，用近易远，令在京库藏，年支见在之定数，所当供办者，得以从便变卖，以待上令。稍收轻重散敛之权，归之公上，而制其有无，以便转输，省劳费，去重敛，宽农民，庶几国用可足，民财不匮矣。所有本司合置官属，计令辟举，及有合行事件，令依条例以闻，奏下制置司参议施行。） 先是，上问：“何以得陕西钱重可积边穀？”安石对曰：“欲钱重，当修天下开阖敛散之法。”因言：“泉府一官，先王所以搉制兼并，均计贫弱，变通天下之财，而使利出於一孔者，以此也。”上曰：“诚如此。今但知有此理者已少，况欲推行。”安石曰：“人才难得亦难知。今使能者理财，则十人之中容有一二人败事，况所择而使者非一人，岂能无此失！”上曰：“自来有一人败事，则遂废厥所图，此所以少成事也。”故置条例司，以讲求理财之术焉。安石因请以吕惠卿为制置司检详文字。从之。（《纪事本末》卷六十一、卷六十四、卷六十六。案：《续宋编年资治通鉴》：创制置三司条例司，议行新法，命王安石、陈升之领其事。初，安石言：昔周置泉府之官，以搉制兼并，均济贫乏，变通天下之财，后世推桑弘羊、刘晏，粗合此意。学者不能推明先王法意，更以为人主不当与民争利。今欲理财，则当修泉府之法，以收利权。又曰：人才难得亦难知。今使十人理财，其中容有一二败事，则异论乘之而起。臣谓尧、舜与并臣共择一人治水，尚不能无败事，况所择而使非一人，岂能无失？要当计利害多少而不为异论所惑。上曰：有一人败事而遂废所图，此所以少成事也。寻以吕惠卿、苏辙为条例司检详文字。安石多与惠卿谋，人号安石为孔子，惠卿为颜子。安石欲行青苗法，辙曰：以钱贷民，出纳之际，吏缘为奸，钱入民手，虽良民，不免妄用。及其纳钱，虽富民，不免违限，恐鞭閧必用，州县不胜烦矣。案：苏辙由推官为三司条例司检详文字，《纪事本末》在三月癸未。辙言青苗，而安石闻言累用，不言青苗，亦不此时。《续宋编年资治通鉴》於二月连类及之，日月均不合，姑依附二月下，以安石请用惠卿自在二月也。又案：徐乾学《通鉴后编》云：设制置三司条例司，掌经画邦计，议变旧法，以通天下之财，命陈升之、王安石领其事。安石素与吕惠卿善，乃言於帝曰：“惠卿之贤，虽前世儒者未易比也。学先王之道而能独用者，独惠卿而已。”遂以惠卿为条例司检详文字。事无大小，安石必与惠卿谋之，凡所请建章奏，皆惠卿草也。《太平治迹统类》：二年冬十月甲午，著作郎、编校集贤院书籍吕惠卿为太子中允、崇政殿说书。初欲置惠卿讲筵，曾公亮以为京官无例，须换朝官。公亮又曰：“经筵官不得复兼修条例。”王安石以为害乃己。惠卿编校集贤院书籍，在治平四年七月。可考。为中允及置经筵，均不得其日。《纪事本末》亦失载其事，今姑附此，以备参考。）
　　１、三月戊辰朔，命翰林学士吕公著、知制诰苏颂与流内铨，主判官试验，选人自言书判。初，议差吕公著等，上问执政试判故事，因曰：“此何足以见人材？”对曰：“诚然先朝有与京官者，实可惜。”上以为然。又因论近日改京官者多，对曰：“真宗以前，引见选人，或与循资，出於临时。”上曰：“如此，则是有幸有不幸，须别更讲求立法。今入仕之路多，如科场亦宜裁节人数。既已多取之而扼其进用，令人困穷亦不为有理，今欲裁官，当并科举议之。”（《纪事本末》卷六十七。原注：《日录》此事系於三月二十五日，且云安石止欲与试判循资。曾公亮言：“先朝与京官。”富弼言：“今改先朝故事甚多，此亦不必用先朝例。”上以为然。《元祐实录》载此事於三月一日，事与《实录略同》，但无富弼所言。窃疑富弼所言未必在此时也。弼以初十日方入见，初一日安得已言事上前？《实录》既系之初一日，宜加删削。朱本亦从墨本也。）
　　２、丙子。（《长编》卷二百二十二：熙宁四年四月癸酉，诏天下军器除三路缘边已差官阅视外，其他路令转运司於逐州选官相验。原注：元年十二月二十二日、二年三月九日可考。案：原文已佚。）
　　３、丁丑，富弼入见。（《纪事本末》卷六十七。原注：弼以初十日入见。案：是月戊寅朔，初十日丁丑。）
　　４、戊寅，上曰：“近阅内藏库奏，外州有遣衙前一人专纳金七钱者。因言衙前伤农，令制置三司条例司讲求利害立法。”（《纪事本末》卷六十六、卷七十。案：《东都事略·王安石传》：古者，百姓出力，以供在上之役。安石以为百姓苦差役破产，不惮增税，乃请据家赀高下，令各出钱雇人充役。蔊者役人皆上等户得之，其下等、单丁、女户及品官、僧道本来无役，安石乃使之一概出钱。）
　　５、癸未，前权大名府留守推官苏辙为制置三司条例检详文字。先是，辙奏疏曰：（案：此疏《纪事》删节，略存数语，今据《栾城集》拾补之。《集》中《上神宗书》云：臣官至疏贱，朝廷之事，非所得言。然窃自惟虽其势不当进言，至於报国之义，犹有可得言者。昔仁宗亲策直言之士，臣以不识忌讳，得罪於有司。仁宗哀其狂愚，力排群议，使臣得不遂弃於世，臣之感激思有以报，为日久矣。今者，陛下以圣德临御天下，将大有为以济斯世。而臣材力驽下，无以自效，窃听之道路，得其一二，思致之左右，苟惩创前事，不复以闻，则其思报之诚，没世而不能自达，是以辄发其狂言而不知止。臣闻善为国者，必有先后之次。自其所当先者为之，则其后必举；自其所当后者为之，则先后并废。《书》曰：“欲升高，必自下；欲陟遐，必自迩。”世未有不自下而能高，不自近而能远者。然世之人，常鄙其下而厌其近，务先从事於高远，不知其不可得也。《诗》曰：“无田甫田，维莠骄骄；无思远人，劳心忉忉。”以为田甫田而力不给，则田茀而不治，不若不田也；思远人而德不足，则心劳而无获，不若不思也。欲田甫田，则必自其小者始，小者之有馀，则甫田可启矣。欲来远人，则必自其近者始；近者之既服，而远人自至矣。苟由其道，其势可以自得；苟不由其道，虽彊求而不获也。臣愚不肖，盖尝试妄论今世先后之宜，而窃观陛下设施之万一，以为所当先者，失在於不为；而所当后者，失在於太早。然臣非敢以为信然，特其所见有近於是者，是以因其近似而为陛下深言之。伏惟陛下即位以来，躬亲庶政，聪明睿智，博达宏辩，文足以经治，武足以制断，重之以勤劳，加之以恭俭，凡古之帝王旷世而不能有一焉者，陛下一旦兼而有之矣。夫以天纵之资，济之以求治之心，施之於事，宜无为而不成，无欲而不遂。今也为国历年於兹，而治不加进，天下之弊日益於前世，天下之人未知所以适治之路。灭变横生，川原震裂，江河涌沸，人民流离，灭火继作，历月移时，而其变不止，此臣所以日夜思念而不晓，疑其先后之次有所未得者也。夫今世之患，莫急於无财而已。财者，为国之命，而万事之本，国之所以存亡，事之所以成败，常必由之。昔赵充国论备边之计，以为湟中穀斛八钱，籴三百万斛，羌人不敢动矣。诸葛亮用兵如神，而以粮道不继，屡出无功。由是观之，苟无其财，虽有圣贤，不能自致於跬步；苟有其财，虽庸人可以一日而千里。陛下顷以西夏不臣，赫然发愤，建用兵之策，招来横山之民，将夺其险阻，破坏其国而后已。方是之时，夏人残虐失众，横山之民，厌苦思汉，而又乘其荐饥，苟加之以兵，此非计之失者也。然而沿边无数月之粮，关中无终岁之储，而所兴之役，有莫大之费。陛下方且泰然不以为忧，以为万举而有万全之功。既而边臣失律，先事轻发，亦既入践其国，系虏其民矣。然而陛下得其地而不敢收，获其人而不敢臣，虽有成功，而不能继也，其终卒致於废黜谋臣而讲议和好。夫陛下谋之於期年之前，而罢之於既发之后，岂以为是失当而悔之哉？诚无财以善其后尔！且夫财之不足，是为国之先务也，至於鞭笞四夷，臣服异类，是极治之馀功而太平之粉饰也。然今且先之，此臣所以知其先后之次有所未得者也。今者，陛下惩前事之失，出秘府之财，徙内郡之租赋，督转漕之吏使，备沿边三岁之蓄，臣以此疑陛下之有意乎财矣，然犹以为未也。何者？秘府之财不可多取，而内郡之民不可重困，可以纾目前之患而未可以为长久之计，此臣所以求效其区区而不能自已也。盖善为国者不然，知财之最急而万物赖焉。故常使财胜其事，而事不胜财，然后财不可尽而事无不济。财者，车马也；事者，其所载物也。载物者常使马轻其车，车轻其物，马有馀力，车有馀量，然后可以涉途泥而车不偾，登坂险而马不踬。今也，四方之财莫不尽取，民力屈矣，而上用不足；平居惴惴，仅能以自完，而事变之生，复不可料。譬如弊车羸马而引邱山之载，幸而无虞，犹恐不能胜，不幸而有阴雨之变，陵谷之险，其患必有不可知者。故臣深思极虑，以为方今之计，莫如丰财而已。） “臣所谓丰财者，非求财而益之也，去事之所以害财者而已矣。（案：《栾城集》“臣”字上有“然”字。下又有云：夫使事之害财者未去，虽求财而益之，财愈不足；使事之害财者尽去，虽不求丰财，然而求财之不丰，亦不得也。故臣谨为陛下言。） 事之害财者三：一曰冗吏，二曰冗兵，三曰冗费。”（案：《栾城集》此下有云冗吏之说曰：请原古之所以置吏之意，有是民也，而后有是官；有是官也，而后有是吏，量民而置官，量官而求吏，其本凡以为民而已。是以古者即其官以取人，郡县之职缺，而取之於民，府寺之属缺，而取之於郡县，出以为守令，入以为卿相，出入相受，中外相贯，一人去之，一人补之，其势不容有冗食之吏。近世以来，取人不由其官，士之来者无穷，而官有限极，於是兼、守、判、知之法生，而官法始坏，浸淫分散，不复其旧。是以吏多於上，士多於下，上下相窒。譬如决水於不流之泽，前者未尽，来者已至，填咽充满，一陷於其中而不能出。故布衣之士，多方以求官；已仕之吏，多方以求进，下慕其上，后慕其前，不愧诈伪，不耻争夺，礼义消亡，风俗败坏，势之穷极，遂至於此。夫人情纾则乐易，乐易则有所不为。窘则懑乱，懑乱则无所不至。今使众人相与皆出於隘，足履相蹑，肩肘相逮，傍徨而不得进，又将禁其奔走而争先者。苟将禁之，则莫如止来者而挌其隘。今也，驱市人而纳之不胜其多也，设险於中途而艰难之，是以法愈设而争愈甚。惟陛下以时救之，下哀痛之书，明告天下，以吏多之故，与之更立三法：其一，使进士诸科，增年而后举，其额不增，累举多者无推恩。其说曰，凡今之所以至於不可胜数者，以其取之之多也。古之人，其择吏也甚精，人知吏之不可以妄求，故不敢轻为士，为士者，皆其修洁之人也。今世之取人，诵文书、习程课，未有不可为吏者也。其求之不难而得之甚乐，是以群起而趋之。凡今农工商贾之家，未有不舍其旧而为士者也。为士者日多，然而天下益以不治举。今世所谓居家不事生产，仰不养父母，俯不恤妻子，浮游四方，侵扰州县，造作诽谤者，农工商贾不与也。祖宗之世，士之多少，其比於今，不能一二也。然其削平僣乱，创制立法，功业卓然，见於后世，今世之士不敢望其万一也。士之多不及於今世，而功则过，无足怪者，取之至少，则人不敢轻为士，其所取者，皆州郡之选人也。故为是法，使人知上意之所向，十年之后，无实之士不黜而自减。且夫设科以待天下之士，盖将使其才者得之，不才者不可得也。吾则取之，而彼则不能得，犹曰虽不能得，而累举多者，必取无弃，则是以官徇人也。且累举之士，类非少年矣，耳目昏塞，筋力疲倦，而后得之，数日而计之，知其不能有所及也。则其为政，无所赖矣！今有人畜牛羊而求牧，既取其壮者，又取其老者，取其壮者曰吾取其力也，取其老者曰吾怜其老也。如怜其老也，则曷为以累牛羊哉！苟诚以为有遗才焉者，今所谓遗逸之书，有以收之矣。其二，使官至於任子者，任其子之为后者，世世禄仕於朝，袭簪绂而守祭祀，可以无憾矣！然而为是法也，则必始於二府，法行於贱而屈於贵，天下将不服，天下不服，而求法之行不可得也。盖矫失以救患者，必有所过而后济。臣非不知二府之不可以齿庶官也。其三，使百司各损其职掌，而多其出职之岁月。其说曰，百司，臣不得而尽详也，请言其尤甚者，莫如三司。三司之吏，世以为多，而不可损。何也？国计重而簿书众也。臣以为不然，主大计者，必执简以御繁，以简自处，而以繁寄人。以简自处，心不可乱，心不可乱，则利至而必知，害至而必察；以繁寄人，则事有所分，事有所分，则毫末不遗，而情伪必见。今则不然，举四海之大，而一毫之用，必会於三司，故三司者，案牍之委也。案牍既积，则吏不得不多，案牍积而吏多，则欺之者众，虽有大利害，不能察也。夫天下之财，下自郡县，而至於转运，转相钩较，足以为不失矣。然世常以转运使为不可独信，故必至於三司而后已。夫苟转运使之不可独信而必三司之可任，则三司未有不责成於吏者，岂三司之吏则重於转运使欤？故臣以为天下之财，其详可分於转运使，而使三司岁揽其纲目，既使之得优游以治财货之源，又可颇损其吏，以绝乱法之弊。苟三司犹可损，而百司可见矣。然此三法者，皆世之谓拂世戾俗，召怨而速谤者也。今且将行之，臣非敢犯众人之怒而行此危事也，以为有可行之道焉。何者？自台省六品、诸司五品，一郊而任一人，自两制以上，一岁而任一人，此祖宗百年之法，相承而不变者也，而仁宗之世则损之；三载而考绩，无罪者迁其官，自唐以来，亦未始有变者也，而英宗之世则增之。此二者，夫岂便於世俗哉？然而莫敢怨者，以为吏多而欲损者，天下之公议；其不欲者，天下之私计也。以私计而怨公议，其为怨也不直矣。是以善为国者，循理而不恤怨，非不恤怨，知其无能为也。且今此三法者，固未尝行也，然而天下亦不免於怨，何者？士之出身为吏者，捐其生业，弃其田里，以尽力於王事。而今也以吏多之故，故积劳者久而不得迁，去官者久而不得调，又多为条约，以沮格之，减罢其举官，破坏其次第，使之穷窘无聊，求进而不遂，此其为怨，岂减於布衣之士哉！均之二怨，皆将不免，然使新进之士日益多，国力匮竭而不能支，十年之后，其患必有不可胜言，故臣愿陛下亲断而力行之。苟日增之吏，渐於衰少，则臣又将有以治其旧吏，使诸道职司，每岁终任其所部郡守监郡各任其属日。自今以前，未有以私罪至某，赃罪正入已至若干者，二者皆自上钧其轻重而裁之，已而以他事发，则与之同罪，虽去官与赦不降也。夫以私罪至某，赃罪正入已至若干，其为恶也著矣。而上不察，则上之不明，亦可知矣，故虽与同罪而不过。今世之法，任人者，任其终身，苟其有罪，终身钧坐之。夫任人之终身，任其未然之不可知者也；任人之终岁而无过，任其已然之可知者也。臣请得以较之，任其未然之不可知，虽圣人有所不能；任其已然之可知者，虽众人能之，今也任之以圣人之所不能，既不敢辞矣，而况任之以众人之所能，顾不可哉！且按察之吏，则亦不患其不知也，患其知而未必，皆按曰，“是无损於我，而徒以为怨”云尔。今使其罪及之，其势将无所不问。陛下诚能择奉公疾恶之臣而行之，陛下自厉精而察之，去民之患，如除腹心之疾，则其以私罪至某，赃罪正入已至若干者，非复过误，适陷於深文者也。苟遂放归，终身不齿，使奸吏有所惩，则冗吏之弊可去矣。冗兵之说曰：臣闻国朝创业之初，四方割据，中国地狭，兵革至少。其后荡灭诸国，拓地既广，兵亦随众。雍熙之间，天下之兵仅三十万，方此之时，屯戍征讨，百役并作，而兵力不屈，未尝有兵少之患也。自咸平、景德以来，契丹内侵，继迁叛逆，每有警急，将帅不问得失，辄请益兵，於是召募日增，而兵额之多，遂倍前世。其后宝元、庆历之间，元昊窃发，复使诸道皆点民为兵，而沿边所屯至七八十万，自是天下遂以百万为额。虽复近岁无事，而关中之兵至於二十八万，举雍熙天下之众，适以备方今关中一隅之用，兵多之甚，於此见矣。然臣闻方今宿迁之兵，分隶堡障，战兵统於将师者，其实无几。每一见贼，贼兵常多，我兵常少，众寡不敌，每战辄败。往者将帅失利，未有不以此自解者也。夫祖宗之兵至少而常若有馀，今世之兵至多而常患於不足，此二者不可不察也。兵法有之曰：兴师十万，出征千里。百姓之费，公家之奉，日费千金，内外骚动，怠於道路者七十万家，而爱爵禄、百金不能知敌之情者，不仁之至也。故三军之事，莫亲於间，赏莫重於间，间者，三军之司命也。臣窃惟祖宗用兵至於以少为多，而今世用兵至於以多为少，得失之原，皆出於此。何以言之？臣闻太祖用李汉超、马仁瑀、韩令坤、贺惟忠、何继筠等五人使备契丹，用郭进、武守琪、李谦溥、李继勋等四人使备河东，用赵赞、姚内斌、董遵诲、王彦升、冯继业等五人使备西羌，皆厚之以关市之征，饶之以金帛之赐，其家属之在京师者，仰给於县官，贸易之在道路者，不问其商税。故此十四人者，皆富厚有馀，其视弃财弃粪土，赒人之急如恐不及。是以死力之士，贪其金钱，捐躯命，冒患难，深入敌国，刺其秘计而效之。至於饮食动静，无不毕见，每有入寇，辄先知之。所备者寡，而兵力不分，敌之至者，举皆无得而有丧，是以当此之时，备边之兵，多者不过万人，少者五六千人，以天下之大，而三十万兵足为之用。今则不然，一钱以上，皆籍於三司，有敢擅用，谓之自盗。而所谓公使钱，多者不过数千缗，百须在焉，而监司又伺其出入而绳之以法。至於用间，则曰官给茶采。夫百饼之茶，数束之采，其不足以易人之死也明矣。是以今之为间者皆不足恃，听传闻之言，采疑似之事，其行不过於出境，而所问不过於熟户，得有藉口以欺其将帅则止矣，非有能知敌之至情者也。敌之至情不可得而知，故常多屯兵以备不意之患，以百万之众而常患於不足，由此故也。陛下何不权其轻重而计其利害。夫关市之征比於茶采则多，而三十万之奉比於百万则约，众人知目前之害而不知岁月之病，平居不忍弃关市之征以与人，至於百万，则恬然而不知怪。昔太祖起於布衣，百战以定天下，军旅之事，其思之也详，其计之也熟矣！故臣愿陛下复修其成法，择任将帅而厚之以财，使多养间谍之士，以为耳目。耳目既明，虽有彊敌，而不敢辄近，则虽雍熙之兵，可以足用於今世。陛下诚重难之，臣请陈其可减之实。何者？今世之彊兵，莫如沿边之土人，而今世之惰兵，莫如内郡之禁旅。其名愈高，其廪愈厚，其廪愈厚，其材愈薄。往者西边用兵，禁军不堪其役，死者不可胜计。羌人每出，闻多禁军，辄举手相贺，闻多土兵，辄相戒不敢轻犯。以实较之，盖由土兵一人，其材力足以当禁军三人；而禁军一人，其廪给足以赡土兵三人。使禁军万人在边，其用不能当三千人，而常耗三万人之畜，边郡之储，比於内郡，其价不啻数倍。以此权之，则土兵可益而禁军可损，虽三尺童子，知其无疑也。陛下诚听臣之谋，臣请使禁军之在内郡者，勿复以戍边，因其老死与亡而勿复补，使足以为内郡之备而止，去之以渐，而行之以十年，而冗兵之弊可以去矣。冗费之说曰：世之冗费，不可胜计也。请言其大与臣之所知者，而陛下以类推之。臣闻事有所必至，恩有所必穷。事至而后谋，则害於事；恩穷而后迁，则伤於恩。昔者太祖、太宗，敦睦九族，以先天下。方此之时，宗室之众无几也，是以合族於京师，久而不别。世历五圣，而太平百年矣，宗室之盛，未有过於此时者也。禄廪之费，多於百官，而子孙之众，宫室不能受，无亲疏之差，无贵贱之等，自生齿以上，皆养於县官，长而爵之，嫁娶丧葬，无不仰给於上。日引月长，未有知其所止者，此亦事之所必至，而恩之所必穷者也。然而未闻所以谋而迁之。古者，天子七庙，三昭三穆与太祖而七，以人子之爱其亲，推而上之，至於其祖，由祖而上，至於百世，宜无所不爱，则宜无所不庙。苟推其无穷之心，则百世之祖皆庙而后为称也。圣人知其不可，故为之制，七庙之外，非有功德则迭毁，春秋之祭不与。莫贵於天子，莫尊於天子之祖，而庙不加於七，何者？恩之所不能及也，何独至於宗室而不然并臣闻三代之间，公族有以亲未绝而列於庶人者。两汉之法，帝之子为王，王之庶子，犹有为侯者。自侯以降，则庶子无复爵土，盖有去而为民者，有自为民而复仕於朝者。至唐亦然。故臣以为凡今宗室，宜以亲疏贵贱为差，以次出之，使得从仕，比於异姓，择其可用，而试之以渐。凡其禄秩之数，迁叙之等，黜陟之制，任子之令，与异姓均。临之以按察，持之以寮吏，威之以刑禁，以时察之，使其不才者不至於害民，其贤者有以自效。而其不任为吏者，则出之於近郡，官为庐舍而廪给之，使得占田治生，与士庶比。今聚而养之，厚之以不訾之禄，尊之以莫贵之爵，使其贤者老死郁郁而无所施，不贤者居处隘陋戚戚而无以为乐，甚非计之得也。昔唐武德之初，封从昆弟子自胜衣以上，皆爵郡王。太宗即位，疑其不便，以问大臣，封德彝曰：“爵命崇则力役多，以天下为私奉，非至公之法也。”於是疏属王者降为公。夫自王而为公，非人情之所乐也，而犹且行之，今使之爵禄如故而获治民，虽有内外之异，宜无有怨者。然臣观朝廷之议，未尝敢有及此，何者？以宗室之亲而布之於四方，惧其启奸人之心而生意外之变也。臣窃以为不然。古之帝王，好疑而多防，虽父子兄弟，不得尺寸之柄，幽囚禁锢，齿於匹夫者，莫如秦、魏。然秦、魏皆数世而亡，其所以亡者，刘氏、项氏与司马氏，而非其宗室也。故为国者苟失其道，虽胡、越之人，皆得谋之，苟无其衅，虽宗室谁敢觊者！惟陛下荡然与之无疑，使得以次居外，如汉、唐之故，此亦去冗费之端也。臣闻汉、唐以来，重兵分於四方，虽有末大之忧，而馈运之劳不至於太甚。祖宗受命，惩其大患而略其细故，敛重兵而聚之京师，根本既彊，天下承命而服，然而转漕之费遂倍於古。凡今东南之米，每岁并汴而上，以石计者，五六百万，山林之木尽於舟楫，州郡之卒敝於道路，月廪岁给之奉不可胜计，往返数千里，饥寒困迫，每每侵盗，杂以他物，米之至京师者，皆非完物矣。由此观之，今世之法，直以其力致之，而不计其患，非法之良者也。臣愿更为之法，举今每岁所运之数而四分之，其二即用旧法，官出船与兵而漕之，凡皆如旧。其一，募六道之富人，使以其船及人漕之，而所过免其商税，能以若干至京师而无所欺盗败失者，以今三司军大将之赏与之。方今滨江之民，以其船为官运者，不求官直，盖取官之所入而不覆核者，得甚赢以自润，而富民之欲仕者，往往求为军大将，以此，宜有召募者。其一，官自置场，而买之京师，京师之兵当得米而不愿者，计其直以钱偿之。夫物有常数，取之於南，则不足於北，荙之於东，则有馀於西，此数之必然而不可逃者也。今官欲买之，其始不免於贵，贵甚则东南之民倾而赴之，赴之者众，则将反於贱，致贱必以贵，致贵必以贱，此亦必然之数也。故臣愿为此二者与旧法皆立，试其利害而较其可否必将有可用者，然后举而从之，此又去冗费之一端也。臣闻富国有道，无所不恤者，富之端也，不足恤者，贫之源也。从其可恤而收之，无所不收，则其所存者广矣；从其无足恤而弃之，无所不弃，则其所亡者多矣。然而世人之议者则不然，以为天下之富而顾区区之用，此有司之职而非帝王之事也。此说之行於天下，数百年於兹矣，故天下之费，其可已者，常多於旧。臣不敢远引前世，请言近岁之事。自嘉祐以来，圣人迭兴，而天下之吏，京秩以上，再迁其官，天下郡守职司，再补其亲戚。自治平京师之大水，与去岁河朔之大震，百役兹作，国有至急之费，而郊祀之赏不废於百官。自横山用兵，供亿之未足，与京西流民劳徕之未息，官私乏困，日不暇给，而宗室之丧，不候岁月而葬。臣以此观之，知朝廷有无足恤之义，臣诚知事之既往无可为者。然苟自今从其可恤而救之，则无益之费犹可渐减，此又去冗费之一端也。臣不胜拳拳私忧过计，为是三冗之说以献。伏惟陛下思深谋远，听断详尽，於天下之事无所不瞩，臣之所陈，何足言者！然臣愚以为，苟三冗未去，要之十年之后，天下将益衰耗，难以复治。陛下何不讲求其原而定其方略，择任贤俊，而授之以成法，使皆久於其官，而后责其成绩。方今天下之官，泛泛乎皆有欲去不久之心，侍从之臣逾年而不得代，则皇皇而不乐。今虽不能使之尽久，然至於诸道之职司，三司之官吏，沿边之将佐，此皆与天子共成事者也。天下之事将责成之而不久其任，开其源者不见其流，发其谋者不见其成功，此事之所以不得成也。陛下诚择人而用之，使与二府皆久於其官，人知不得苟免，而思长久之计，君臣同心，上下协力，磨之以岁月，如此而三冗之弊乃可去也。然而为此犹有所患，何者？今世之士大夫恶同而好冗，疾成而喜败，事苟不出己，小有龃龉不合，则群起而排之。借如今使按察之官，任其属吏，岁终无过，此其势必将无所不按，得罪者必多於其旧，然则天下之口纷然非之矣。不幸而有一不当，众将群指以罪，法一不当不能动，不幸而至於再三，虽上之人，亦将不免於惑。众人非之於下，而朝廷疑之於上，攻之者众，而持之者不坚，则法从此败矣。盖世有耕田而以其耜杀人，或者因以耕田为可废。夫杀人之可诛，与耕田之不可废，此二事，安得以彼而害此哉！夫按人而不以其实者，罪之可也，而法之是非，则不在此。苟陛下诚以为可行，必先能破天下之浮议，使良法不废於中道，如此而后，三冗之敝可去也。三冗既去，天下之财得以日生而无害，百姓充足，府库盈溢，陛下所为而无不成，所欲而无不如意。举天下之众，惟所用之，以攻则取，以守则固，虽有西戎、北狄不臣之国，宥之则为汉文帝，不宥则为唐太宗，伸缩进退，无不在我。今陛下不事其本，而先举其末，此臣所以大惑也。臣不胜愤懑，越次言事，雷霆之谴，无所逃避。臣辙诚恐惶恐，稽首顿首。谨书。） 疏入，上批付中书曰：“详观疏意，如辙潜心当今之务，颇得其要，郁於下僚，无所申布，诚亦可惜。”召对而有是命。（《纪事本末》卷六十六。案：《栾城集》颍川遗老传云：辙年十九举进士，释褐，二十三举直言，仁宗亲策之於廷。时上春秋高，始於倦勤，辙因所问极言得失。策入，辙自谓必见黜。然考官司马君实第以三等，范景仁难之。蔡君谟曰：“吾三司使也，司会之言，吾愧之而不敢怨。”惟胡武平以为不逊，力请黜之。上不许，曰：“以直言召人，而以直言弃之，天下谓我何？”宰相不得已，寘之下第，除商州军事。知制诰王介甫意其右宰相专攻人主，比之谷永，不肯撰词。宰相韩魏公哂曰：“此人策语，谓宰相不足用，欲得娄师德、郝处俊而用之，尚以谷永未疑之乎！”知制诰沈文通亦考官也，知其不然，故文通当制有爱君之言。谏官杨乐道见上，言：“辙，臣所荐，陛下赦其狂直而收之，盛德之事，乞宣付史馆。”上悦，从之。是时先君被命修《礼书》，而兄子瞻出签书凤翔判官，傍无侍子，乃奏乞养亲。三年，子瞻解还，辙始求为大名府推官。逾年，先君捐馆舍。及除丧，神宗嗣位既三年矣，求治甚急，辙以书言事，即日召对延和殿。时王介甫新得幸，以执政领三司条例，上以辙为之属，不敢辞。）
　　６、乙酉，陈升之、王安石等言：“除弊兴利，非合众智则不能尽天下之理。乞诏三司判官、诸路监司及内外官有知财用利害者，详具事状闻奏，诸色人听於本司陈述。”於是，诏令三司判官及发运转运使、副、判官，及提举辇运使、籴粜市舶榷场、提点铸钱、制置解盐等臣僚，限受诏后两月各具所知本职及职外财用利害闻奏。诏曰：“朕以理财之臣失於因循，法遂至大坏，内外臣僚有能知财用利害者，详具事状闻奏；其诸色人亦具事理於制置三司条例陈状，在外者即随所属州军投状缴条例司。”（《纪事本末》卷六十六。案：《东都事略》：二年三月己酉，诏曰：“朕以为欲致治於天下者，必富之而后可教。今县官之费不给，而民财大屈，故特诏辅臣置司於内，以革其大弊。夫事专於所习，则能明乎得失之原。今将权天下之财而资之於有司，能习知其事者焉，则其所得必精，所言必通，聚而求之，固足以成吾富民之术。若夫苛刻之论，务欲朘削在下而敛怨於上者，斯亦朕之所不取。宜令三司判官、诸路监司及内外官，限受诏后两月，各具财用利害闻奏。”）
　　７、戊子，夏国主秉常进誓表，请给还绥州，即归塞门、安远二寨。乃以誓诏答之，候交割二寨，始还绥州。（《纪事本末》卷八十三。案：《续宋编年资治通鉴》：三月，册秉常为夏国主。案：《宋史·夏国传》：二年二月，遣河南监牧刘航等册秉常为夏国主。三月，夏人入秦州，陷刘沟堡，杀范愿。既而进誓诏，及请以安远、塞门二砦易绥州。初，朝议欲官爵夏之首领，计分其势，郭逵以为彼必不受诏，且彼既恭顺，宜布以大信，不当诱之以利。秉常果不奉诏，遣都罗重进来言曰：“上方以孝治天下，奈何反教小国之臣叛其君哉！”乃赐誓诏，而绥州待收二砦迺还。夏主受册而二砦不归，且欲先得绥州，遣罔萌讹以誓诏来言。及赵卨往交地，萌讹对以朝廷本欲得二砦，地界非所约。卨曰：“若然，安远、塞门二墙墟耳，安用之！”遂罢，诏城绥州。是《续宋编年资治通鉴》册秉常在三月。《宋史·夏国传》在二月，日月有异。《宋文鉴》卷三十二：王珪《立夏国主册文》：“维熙宁二年，岁次己酉，三月，皇帝若曰：‘於戏！昔尧合万邦而民风和，周建列土而王业楙，若古申命，盖国家之成法。咨尔秉常，迪性纯一，持躬靖虔。生禀山川之灵，旧传弓钺之赐。抚西夏尊於本朝，知事君必尽其节，知守国当保其众。乃内发诚素，外孚誓言，质之天地而不欺，要之日月而不昧。朕用稽酌故典，表显徵实，锡尔茅土之封，不为不宠；加尔以车服之数，不为不荣。涓辰既良，备物既渥，诞举丕册，以华一方。今遣朝奉郎、守尚书司封郎中、上轻车都尉、赐紫金鱼袋刘航，文思副使、银青光禄大夫、检校太子宾客刘怤持节，册命尔为夏国主，为宋藩辅。夫履谦顺者靡不膺长福，怀骄肆者靡不蹈后虞。率身和民，时乃之绩。往钦哉！予一人之彝训，可不慎欤！”）
　　８、两府奏事，上即问王安石制置条例司如何，安石曰：“已检讨文字，略无伦叙，亦有待人而后可举者。然今欲理财，则须使能，天下但见朝廷以使能为先，而不以任贤为急，但见朝廷以理财为务，而於礼义教化之际，有所未及，恐风俗坏，不胜其弊。陛下当先验国体，有先后缓急。”上颔之。（《纪事本末》卷六十六。案：《宋史全文资治通鉴》所载与此文同，惟系之壬辰二十五日。《纪事本末》系戊子，乃二十一日也。）
　　９、壬辰，上问措置宗室事，富弼曰：“此事诚当出於陛下，外人谋之，则为疏间亲。”公亮曰：“此亦当自外裁定。”弼曰：“为之当以渐，恐致纷纭。”安石曰：“此事但欲於恩义间无伤，使被者可安而已，不论渐不渐也。今欲裁恩泽，何能免其纷纭！但陛下不为恤，则事可为也。”上又问裁定亲疏之宜，公亮以为当从上身为亲疏。上曰：“当以祖宗为限断。”安石曰：“以上身即是以祖宗为限断也。”（《纪事本末》卷六十七。）
　　１０、是月，知渭州蔡挺改陕西转运副使。（《长编》卷一百九十六：嘉祐七年二月辛巳，挺措置盐弊。原注：云：熙宁二年三月丙寅，改陕副。案：二年三月戊辰朔，无丙寅日，原注有误，姑附月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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