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子轻重篇新诠：管子轻重十四──轻重乙（上）

　　朱长春评《甲》《乙》等七篇云：「文议俱鄙浅，不足观。」又云：「按《管子轻重》十二篇，本义尽矣，虽伪犹有可观。所云《甲》《乙》七篇，又后之好事者借名勦说而演之。改头换面，附根生枝，至驵贾之所不屑，儿童之所不可欺。如是能为国乎？况于霸。议既陋鄙，文亦琐屑。脩辞者取节犹可。施之于行，远矣。《己》集次天时，稍可观。余《甲》尚未谬，《乙》以下可废。」何如璋云：「文乃后人所作，以释《国蓄》轻重之数。内有三五节文义稍精，余多重复。亦有浅妄乖事实者。」元材案：两氏皆认为《甲》《乙》等篇与其余《轻重》诸篇不是一时一人之作，所见甚是。实则《甲》《乙》等篇本身亦不是一时一人之作。故其中所提问题，有与其他各篇完全相同，另无发明者。亦有对其他各篇提出修正意见者。亦有同一前提而所得结论不尽一致者。此等现象，既可以看出篇与篇间之相互关系，又可以看出各篇所反映之时代精神。即以本篇第三段而论，前半节与《海王篇》「铁官之数」略同。后半节提出反对山铁国营及主张山铁民营之意见。其为晚出，不仅表现在国营民营之区别上，而且还表现在所列生产工具种类之多寡上。其它与各篇重复之处甚多，但往往由于有一二字之不同，可以作为划分时代之标准。正不必以其为后人所作而遂举而废之也。
　　提要：全文共分十三段，亦是每段讨论一个问题，段与段间均无联系。体例与《揆度篇》及《轻重甲篇》全同。
　　桓公曰：「天下之朝夕可定乎〔一〕？」
　　管子对曰：「终身不定〔二〕。」
　　桓公曰：「其不定之说，可得闻乎？」
　　管子对曰：「地之东西二万八千里，南北二万六千里〔三〕。天子中而立，国之四面，面万有余里〔四〕，民之入正籍者亦万有余里〔五〕。故有百倍之力而不至者，有十倍之力而不至者，有倪而是〔六〕者。则远者疏，疾怨上，边境诸侯受君之怨民，与之为善，缺然不朝。是天子塞其涂，熟谷者去〔七〕，天下之可得而霸〔八〕。」
　　桓公曰：「行事奈何？」
　　管子对曰：「请与之立壤列天下之旁〔九〕，天子中立，地方千里，兼霸之壤三百有余里〔一０〕，佌诸侯度百里〔一一〕，负海子男者度七十里。若此则如胸之使臂，臂之使指也。然则小不能分于民，推徐疾羡不足，虽在下不为君忧〔一二〕。夫海出沸无止〔一三〕，山生金木无息。草木以时生，器以时靡币〔一四〕，泲水之盐以日消，终则有始，与天壤争〔一五〕，是谓立壤列也。」
　　〔一〕　张佩纶云：「『之』字衍。桓公欲以一朝夕定天下，言速也。故管子答以『终身不定』。」李哲明云：「『朝夕』上当挩『数』字。『天下之数』见《山权数》、《山至数》等篇。挩『数』字，句意为不完足。」郭沫若云：「『之』字不当衍。『之』下亦无夺文。『朝夕』犹潮汐，喻言起伏。」元材案：「朝夕」即潮汐，指物价涨落，解已见《国蓄篇》。「天下之朝夕」，谓天下万物价格之涨落也。张、李二氏说皆非，郭说亦欠明晰。
　　〔二〕　元材案：定，稳定也。终身不定，谓永无稳定之时。《揆度篇》云：「轻重之数，若四时之更举，无所终。」本篇下文云：「衡者使物一高一下，不得常固。」皆终身不定之义也。
　　〔三〕　元材案：「地之东西二万八千里」二语，解已见《地数篇》。
　　〔四〕　元材案：中，中央也。《荀子　大略篇》云：「欲近四旁，莫如中央。故王者必居天下之中。」《吕氏春秋　慎势篇》云：「古之王者择天下之中而立国。」《管子　度地篇》云：「天子有万诸侯也。其中有公侯伯子男焉。天子中而处。」皆所谓「天子中而立」之义也。由中央至四面，东西为一万四千里，南北为一万三千里。故曰「国之四面，面万有余里」，犹《揆度篇》之言「万乘之国，中而立市，东西南北度五百里」矣。
　　〔五〕　何如璋云：「正籍，谓定民征赋之籍也。以天下为郡县，故入正籍者万有余里。有周封建，王畿千里，畿外为侯甸男采卫各服，服五百里，建邦设牧，制为职贡，无万里皆入正籍者。此乃秦制，作伪者附之管子，谬矣。」元材案：据本篇下文所论，此乃汉代史实之反映。既与管仲无关，亦非秦制。入正籍，解已见《揆度篇》。
　　〔六〕　元材案：「倪而是」又见《轻重甲篇》。倪同睨。此处当作「转瞬即至」讲，极言其路之近也。
　　〔七〕　元材案：熟谷，解已见《山至数篇》。此谓由于国之四面，面万有余里，路有远近，故至有难易。有费百倍十倍之力而尚不能至者，亦有转瞬而即至者。如此，则边远之民以与中央疏隔之故，不免发生疾怨之心，而离心力亦必随之而起。边境诸侯乘中央力之不及，招纳亡人，施以恩惠，以成私威。此无他，实天子不能立壤列之制，自塞其归命之途有以使然也。《汉书　贾谊传》谊上疏云：「今淮南地远者或数千里，越两诸侯而县属于汉。其吏民繇役往来长安者自悉而补，中道衣敝，钱用诸费称此。其苦属汉而欲得王至甚，逋逃而归诸侯者已不少矣，其势不可久。」所论与此正同。
　　〔八〕　猪饲彦博云：「『之』当作『不』。」丁士涵云：「『之』乃『不』字误。《山至数篇》曰：『天子以客行令以时出，熟谷之人亡。』又曰：『内则自还而不尽忠，外则诸侯连朋合与，熟谷之人则去亡，故天子失其权也。』此言『熟谷者去，天下不可得而霸』，与《山至数篇》文义略同。」张佩纶说同。
　　〔九〕　丁士涵云：「『壤列』二字连文。下文云：『终则有始，与天壤争，是谓立壤列也。』或读『列』字下属，非。」何如璋云：「『壤列』即『地列』之义。」郭沫若云：「『天下之旁』，当为『天下四旁』，旁犹方也。又此文所答非所问。上言距中央有远近，输正籍者劳逸不均，论理所答应为均输，而乃答以封建，为可异。」元材案：丁、何二氏说是也。董仲舒《春秋繁露　爵国篇》云：「然则其地列奈何？曰：天子邦圻千里，公侯百里，子男五十里，附庸字者方三十里，名者方二十里，人氏者方五十里。」所谓「地列」即「壤列」之义矣。此当读「请与之立壤列天下之旁」为一句。「旁」与「方」通。《文选　东京赋　薛注》「四方也」是也。谓立壤列于天下之四方也。故下文即接以「天子中而立」。所谓「中而立」，即对「天下之旁」而言，不必改字。又此处「立壤列」，与《事语篇》「定壤之数」，虽关于封地里数不尽一致，但皆力主封建国家对于封地必有定制，使其大小相维，然后可以收到「如胸之使臂，臂之使指」之效。《汉书　贾谊传》称：「是时天下初定，制度疏阔，诸侯王僭拟，地过古制。」谊数上疏陈政事，多所欲匡建。以为「欲天下之治安莫若众建诸侯而少其力」，「令海内之势，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莫不制从」。故力主「割地定制，令齐、赵、楚各为若干国，及燕、梁、他国皆然」。如此，「地制壹定，宗室子孙莫虑不王，下无背叛之心，上无诛伐之志」，即可以「当时大治，后世诵圣」矣。此文上云，距中央有远近，「远者疏，疾怨上，边境诸侯受君之怨民，与之为善，缺然不朝」，正是「制度疏阔」，「地过古制」之必然结果，故作者即以「立壤列」之策答之。似不能谓为「所答非所问」也。
　　〔一０〕何如璋云：「兼霸之壤，谓国土之最大者，殆上公之封也。」张佩纶云：「齐之始封侯爵，地方百里。而有负海之利，亦与兼霸之壤相准。故《小匡》亦云『地方三百六十里』也。」元材案：此兼霸之壤与《揆度篇》所谓「千乘之国」，皆指《汉书　刑法志》所谓「一封三百一十六里」之「千乘之国」而言，解已见《揆度篇》。二氏说皆望文生义，不可从。
　　〔一一〕赵用贤云：「佌音此，小也。」陈奂说同。俞樾云：「齐、佌一声之转，犹鲚鱼之为鮆鱼也。」张佩纶说同。元材案：俞、张说是也。佌读如訾。《后汉书　马勤传　李贤注》：「訾与资同。」《考工记　郑注》：「故书资作齐。」《管子　七臣七主篇》及《禁藏篇》「贫富之不訾」，《国蓄篇》则作「贫富之不齐」。然则佌、訾、资皆可通齐矣。齐诸侯即列侯，解已见《事语篇》。
　　〔一二〕何如璋云：「『不』乃『大』之讹。谓分地小大以封也。」元材案：此说非是。「推」当依《事语篇》作「准」。此盖言所立之壤列，既如胸之使臂，臂之使指，大小相维，中央有绝对支配之权力，则诸侯之势力已甚微小，必不能与天子争民矣。如此则准徐疾、羡不足之结果，挹于此者注于彼，虽散而在下，尚何害耶？
　　〔一三〕戴望云：「宋本『泲』作『沸』。」元材案：仍当作泲，解已详《地数篇》。
　　〔一四〕元材案：此「靡币」亦当作「靡敝」，解已见《轻重甲篇》。此谓草木以时而生产，器物以时而毁败，乃紧承「山生金木无息」而言。与下句「泲水之盐以日消」之紧承「海出泲无止」而言者互为对文。若作靡币，则不可通矣。
　　〔一五〕元材案：「终则有始」，又见《轻重丁篇》，有与又通，即终而复始之意。与天壤争者，天壤即天地，争即斗争。但于此有应注意者，即此处之「与天壤争」，与今日「和天斗」「和地斗」，亦即毛泽东同志所号召之「向自然界开战」（见一九五七年六月人民出版社出版《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第十三页），有其本质上之区别。后者是谓劳动人民以自力更生之革命精神，敢于和天地自然进行斗争，敢于向天地自然要粮食要财富，为人民增进福利。而前者则是指万物虽有毁败消耗之时，然天地则仍生生不已，故善为天下者，必先通于「终则有始」之理，而继续施行其轻重之筴。天地出泲无止，则轻重之策亦随之而无止。天地生金木无息，则轻重之筴亦随之而无息。此正结上文「天下之朝夕终身不定」之意。《山至数篇》云：「财终则有始，与四时废起。圣人理之以徐疾，守之以决塞，夺之以轻重，行之以仁义，故与天壤同数。此王者之大辔也。」《揆度篇》云：「轻重之数，……若四时之更举，无所终。」义与此同。
　　武王问于癸度〔一〕曰：「贺献不重，身不亲于君。左右不足，支〔二〕不善于群臣。故不欲收穑户籍〔三〕而给左右之用，为之有道乎？」
　　癸度对曰：「吾国者衢处之国也，远秸之所通，游客蓄商之所道，财物之所遵〔四〕。故苟入吾国之粟〔五〕，因吾国之币，然后载黄金而出〔六〕。故君请重重而衡轻轻，运物而相因，则国筴可成。〔七〕故谨毋失其度未与民可治〔八〕。」
　　武王曰：「行事奈何？」
　　癸度曰：「金出于汝汉之右衢，珠出于赤野之末光，玉出于禺氏之旁山，此皆距周七千八百余里。其涂远，其至阨，故先王度用于其重，因以珠玉为上币，黄金为中币，刀布为下币。故先王善高下中币，制下上之用，而天下足矣〔九〕。」
　　〔一〕　张文虎云：「癸度即揆度。」张佩纶云：「『癸度』篇名，今作人名，非是。或疑『武王』即威公，『癸度』即癸乙，当与『迎癸乙于周下原』合为一节。」元材案：《史记　律书》：「癸之为言揆也。言万物可揆度也。故曰癸。」武王、癸度皆作者任意假托之人名，说已详《揆度篇》。张佩纶说非。
　　〔二〕　戴望云：「宋本『友』作『支』，疑误。」张佩纶云：「『支』，各本作『友』，误。『支』当作『枝』。此言来仕者，君既以贺献而始亲，群臣又复以贺献而始善，故欲重禄以给左右之用，而不欲出于正赋，所答殊非所问，盖原本坏佚，而妄人随意掇拾成之。」许维遹云：「各本『支』作『友』，当据改。此当读『左右不足』为句，『友不善于群臣』为句。『友』与『有』通，有，又也。下文云：『故不欲收穑户籍而给左右之用。』因『左右不足』，故云『给左右之用』也。」郭沫若云：「作『友』是也，但不应读为又。原文为『贺献不重，身不重于君；左右不足，友不善于群臣』，『友』与『身』对文，身犹言自己，友乃指左右也。言己之贺献不重，故身不见重于君；而左右亦不丰润，故左右之人亦不善于群臣，则势须『收穑户籍而给左右之用』，但又不愿。故问除此之外，尚有道可为否也。」元材案：仍当作「支」。「支」即肢，谓四肢也，与「身」对文。「贺献不足」与「左右不足」亦为对文。「身」指封建国君自己，「支」指国君左右，「君」指天子，「群臣」指天子大臣。国君之于天子必有贺献，贺献不足，则不能得天子之信任。国君左右之于天子大臣必有餽遗，餽遗不足，则不能得天子大臣之亲善。据此，则不仅国君对天子有贺献之义务，国君之左右对天子大臣亦有餽遗之义务，重重剥削，层出不穷，而人民之负担，重不可言矣。贺献之制，始于汉高祖，说已详《轻重甲篇》。左右餽遗，汉代亦多有之。《汉书　主父偃传》：「偃数上疏言事……上从其计。尊立卫皇后及发燕王定国阴事，偃有功焉。大臣皆畏其口，赂遗累千金。」即其证矣。此言欲不亩穑户籍而给左右之用，下文答以奖励外国贸易，吸收外国黄金，然后「善高下中币」以「制下上之用」，文通字顺，一气呵成，谓为所答非所问，徒见其不通而已！
　　〔三〕　戴望云：「『不欲』当作『欲不』，二字倒。」元材案：戴说是。「收穑」即「亩穑」之讹，说已见《国蓄篇》。
　　〔四〕　猪饲彦博云：「『秸』疑当作『近』。」张佩纶云：「远秸者，『百里赋纳总，二百里纳銍，三百里纳秸，四百里粟，五百里米』，马融注：『秸，去其颖。』郑注：『秸，又生颖也。四百里入粟，五百里入米，远弥轻也。』『远秸』，以粟米言，言远方赋纳之通涂也。」郭沫若云：「『秸』乃『〈{木土}犬〉』之误字。金文《大克鼎》『扰远能〈{木土}犬〉』，《番生〈{白比}殳，去匕〉同，即《书　尧典》、《顾命》、《诗　大雅》之『柔远能迩』。王国维云：『〈{木土}犬〉与埶通。《尧典》格于蓺祖，今文作假于祖祢，知蓺、祢同用。《立政》之蓺人表臣，蓺人即迩人，与表臣对文。』（见《克鼎铭　考释》）今作『秸』者，乃后人不识〈{木土}犬〉字，辗转传写而误。《晋姜鼎》『远〈{木土}犬〉君子』，宋刻本『〈{木土}犬〉』误为『○』，即其比。」元材案：仍以作「远秸」为是。「远秸」统括「百里赋纳总，二百里纳銍，三百里纳秸，四百里粟，五百里米」而言。「通」、「道」、「遵」皆往来经过之意。此谓吾国交通四达，凡远方赋纳之人及商贾货物皆将往来经过其地。《史记　货殖传》所谓「陶为天下之中，诸侯四通，货物所交易」者，是其例矣。
　　〔五〕　猪饲彦博云：「『入』当作『食』。《地数》曰：『食吾本粟。』」丁士涵说同。陶鸿庆云：「『故苟入吾国』为句。『之粟』上夺『食吾国』三字。其文云：『故苟入吾国，食吾国之粟，因吾国之币。』皆指游客蓄商言之。今本误夺三字，遂以『之粟』二字属上读之，则于义难通。」元材案：两说皆可通，然以猪饲说为简而确，当从之。
　　〔六〕　元材案：「然后载黄金而出」，即《地数篇》「骐骥黄金然后出」之意，谓外国商人从其国向吾国输入黄金也。说已详《地数篇》。
　　〔七〕　元材案：请重重而衡轻轻，指以黄金之重衡万物之轻而言。谓当是之时，我既拥有大量之黄金，即当运用轻重之筴，以黄金之重而衡万物之轻，然后再运用万物以操纵一切，如此我之经济政策乃可有成矣。此与《轻重甲篇》「金坐长而百倍，运金之重以衡万物，万物尽归于君」，意义全同。猪饲彦博及戴望皆以「衡」为衍字者非。
　　〔八〕　丁士涵云：「案当读『故谨毋失其度与本，则民可治』。今本『本』字讹『未』，又『与本』二字倒。『则』字据上文『则国筴可成』句补。上文曰：『故苟食吾国之粟，因吾国之币。』粟、币皆本也。故《地数篇》曰：『人求本者，食吾本粟，因吾本币。』『故谨毋失其度与本，则民可治』与上文『故君请重重而衡轻轻，运物而相因，则国筴可成』，文法一例」。郭沫若云：「不改字亦可通。原文当读为『故谨毋失其度。未与（欤）？民可（何）治？』古文例以『与』为『欤』，『可』为『何』。」元材案：《地数篇》之「本」字乃「国」字之意，说已详该篇。丁氏以粟币为本，又误解彼处之「本」字，盖两失之。然此句必有讹夺，郭说亦不可通。不必强解，阙疑可也。
　　〔九〕　元材案：此承上「请重重而衡轻轻」而言。旁山，孙星衍云：「《地数》、《揆度》二篇皆作『边山』，因臱旁字形相近而讹。」今案旁边一音之转，且意义相同，可以互用。亦犹禺氏、牛氏之互用也。又案：此段文字，已分见《国蓄》《地数》及《揆度》等篇。上段文字《地数篇》亦有之。然各篇除《国蓄篇》外，其余皆作管子对桓公语。此则忽然改为癸度与武王问答之词，益足证明各篇所用人名，全属随意假托，与历史事实初无关系。张佩纶不明此理，乃以「揆度篇名，今作人名」为非是，又疑「武王或即威公，癸度即癸乙，当与『迎癸乙于周下原』合为一节」，牵强附会，可笑之至！
　　桓公曰：「衡谓寡人〔一〕曰：『一农之事必有一耜一铫一鎌一鎒一椎一銍〔二〕，然后成为农。一车必有一斤一锯一釭一钻一凿一銶一轲〔三〕，然后成为车。一女必有一刀一锥一箴一鉥〔四〕，然后成为女〔五〕。请以令断山木，鼓山铁〔六〕。是可以无籍而用足。』」
　　管子对曰：「不可。今发徒隶而作之，则逃亡而不守。发民，则下疾怨上〔七〕。边境有兵，则怀宿怨而不战。未见山铁之利而内败矣。故善者不如与民〔八〕，量其重，计其赢，民得其十，君得其三〔九〕。有杂之以轻重〔一０〕，守之以高下。若此，则民疾作而为上虏矣〔一一〕。」
　　〔一〕　元材案：衡，财政机关名称，解已见《巨（筴）乘马篇》。上处又借为人名。何如璋所谓「衡亦假设之名以明轻重者」是也。
　　〔二〕　元材案：耜、铫，解已见《海王篇》。鎌，《集韵》「或作镰」。《杨子方言》：「刈钩自关而西或谓之鎌。」即今之镰刀。鎒同耨。《诗》「庤乃钱鎛」，《传》：「鎛，鎒也。」《疏》：「鎒或作耨。」》汉书　王莽传》：「予之南巡，必躬载耨，每县则薅，以劝南伪。」颜师古注云：「耨，锄也。薅，耘去草也。」《字诂》云：「头长六寸，柄长一尺。」《国策》：「操铫鎒与农人居垄亩之中。」《淮南：说山篇》：「治国者若鎒田，去害苗者而已。」《盐铁论　申韩篇》：「非患铫耨之不利，患其舍草而去苗也。」耨与铫不同。铫是大锄，耨是小锄。椎，《说文》：「铁椎也」。《汉书　贾山传》「隐以金椎」，服虔云：「以铁椎筑之。」即筑土用之工具。銍，《说文》：「获禾短鎌也。」《王莽传》：「予之西巡，必躬载銍，每县则获，以劝西成。」即收获用之鎌刀。
　　〔三〕　元材案：斤、锯，解已见《海王篇》。釭，车釭。《方言》：「车釭，齐燕海岱之间谓之锅，或谓之锟。自关而西谓之釭。盛膏者谓之锅。」钱绎《笺疏》：「釭之言空也。毂口之内，以金嵌之曰釭。」《说文》：「釭，车毂中铁也。」王氏以「中」字义未明，改为「口」，并云：「口者衔轴之处。每一毂，内外两口，皆有釭。」一毂两轮，当有四釭，谓之一釭者，盖此处只计算制车时需要用铁之各种器物，非按件数计算也。孙诒让不悟此理，谓「此云一釭，则不可通。釭当为鉏之误」者失之。钻，《说文》：「所以穿也。」即穿孔用之钻子。《海王篇》作「锥」。凿，解已见《海王篇》。銶，尹注云：「奇收切，凿属。」《诗　豳风》「又缺我銶」《传》：「木属曰銶。」《释文》：「凿属。一解云：『今之独头斧。』」轲，丁士涵云：「『轲』当为『柯』，即斧柄。」今案：斧柄乃木制，何必列为铁制工具之一？《说文》：「轲，车接轴也。」贯于车毂中持轮而转者谓之轴。车接轴，即将轴之两端以铁包之，以免为车釭所磨损。丁说失之。又案：据《方言》，鎌及釭皆关以西人用语，在齐则称釭为锅。此亦本文作者不是齐人而是关以西人之一证也。
　　〔四〕　元材案：刀，解已见《海王篇》。此处锥字与《海王篇》车工之锥不同。彼处「锥」字即此处车工之「钻」，此处「锥」字则为女工用以打鞋底之锥子。「箴」即针，《海王篇》作「针」。《太平御览》八三０引作针。鉥，尹注云：「时橘切，长针也。」
　　〔五〕　元材案：以上文字又见《海王篇》。惟彼处「衡谓寡人曰」作「铁官之数曰」。又所列各种生产工具，此处较《海王篇》为多。《海王篇》所列女工之具，只刀、针二种，此处则有刀、锥、箴、鉥四种，增加二种。《海王篇》所列农具只耒、耜、铫三种，此处则有耜、铫、鎌、鎒、椎、銍六种，减少一种，增加四种。《海王篇》所列车工工具只斤、锯、锥、凿四种，此处则有斤、锯、釭、钻、凿、銶、轲七种，增加三种。此又不同时代有不同反映之一证也。
　　〔六〕　安井衡云：「断山木，以为炭也。鼓山铁，鼓橐铸铁也。」戴望云：「『鼓』乃『敳』字之误。《说文》：『敳，有所治也。读若垦。』此因声以得义。铁在山中，利垦治之也。」元材案：安井说是，戴氏说非也。鼓者鼓铸也，此汉人通用术语。《史记　货殖传》：「蜀卓氏之临邛，即铁山鼓铸。」又云：「迁孔氏南阳，大鼓铸。」《汉书　终军传》：「徐偃矫制使胶东鲁国鼓铸煮盐。」《淮南　本经篇》云：「鼓橐吹埵以销铜铁。」《盐铁论　复古篇》云：「往者豪强大家得管山海之利，采铁石鼓铸煮盐。」《水旱篇》云：「故民得占租鼓铸煮盐之时。」又云：「县官鼓铸铁器，大抵皆为大器。」又《刺权篇》云：「鼓金煮盐，其势必深居幽谷。」皆其证也。至其取义之由，据《终军传　如淳注》云：「铸铜铁，扇风火，谓之鼓。」以今语释之，即用鼓风鑪冶铸铜铁。犹《揆度篇》之言「摇鑪橐而立黄金」矣。
　　〔七〕　元材案：两「发」字皆作征发讲。徒，刑徒。隶，奴隶。作，指从事「断山木鼓山铁」之劳动而言。《汉书　惠纪》：「三年六月，发诸侯王列侯徒隶二万人城长安」，即「发徒隶」之例。「逃亡不守」者，谓徒隶不愿劳动而逃亡，无法管理之也。发民，征发良民从事无偿劳动。《汉书　景纪》：「后三年，诏令吏发民若取庸采黄金珠玉者，坐臧为盗。」韦昭注云：「发民，用其民。」「发民则下怨上」，即《盐铁论　水旱篇》贤良所谓「卒徒作不中程，时命助之。发征无限，更繇以均剧，故百姓疾苦之」之意。
　　〔八〕　元材案：「与民」即《汉书　食货志》董仲舒所谓「盐铁皆归于民」，《盐铁论　能言篇》贤良所谓「罢利官，一归之于民」及《相刺篇》文学所谓「商工市井之利未归于民，民望不塞也」之意，犹言放任人民自由经营也。
　　〔九〕　安井衡云：「『十』当为『七』，字之误也。」元材案：此说是也。此谓政府应将山铁交由人民经营，并按三七比例分配盈利，无须自行经营也。
　　〔一０〕元材案：杂，杂乱。「杂之以轻重」犹言「荡之以高下」。言使物价或轻或重，不可捉摸。
　　〔一一〕丁士涵云：「『虏』乃『庸』字误。」李哲明说同。张佩纶云：「虏，《说文》：『获也。』为上虏，言为上力战而大获。对怀怨不战言。」元材案：诸说皆非。疾，力也。《吕氏春秋　尊师篇》「疾讽诵」，注：「疾，力也」是也。虏即下文「为天下虏」及《地数篇》「然则吾民常为天下虏矣」之虏，即俘虏之意。谓民之力作，有如俘虏者然，虽欲不为上用而不可得。《国蓄篇》所谓「故民无不累于上也」，义与此同。又案此文系对于衡所主张之山铁国营政策表示反对之意见。其理由即为劳动力之来源问题。如以徒隶为之，则恐其不易管理而或致逃散，若以良民为之，又因其为额外的力役之征，必将引起其对于政府之恶感。不仅平时有「下疾怨上」而令不行之现象，而且一旦边境发生战争，亦皆怀宿怨而不肯为君致死。故山铁国营，不惟无益于国，而且其害实有不可胜言者。此种思想之发生，实亦有其时代之背景，决非无病呻 吟之谈。考汉代盐铁政策，在孔仅时，本为官民合营。所谓「募民自给费，因官器作煮盐，官与牢盆」是也。至桑弘羊主政，始一律改为国营。故《盐铁论　复古篇》大夫云：「故扇水都尉彭祖宁归，言『盐铁令品』，令品甚明。卒徒衣食县官，作铸铁器，给用甚众，无妨于民。」夫既曰「衣食县官，给用甚众」，其为纯粹国营而非民营或官民合营可知。又曰「卒徒」，则其所用劳动工人，有奴隶（徒）亦有良民（卒）又可知。此一政策施行之结果，较完全由私人自办者，据代表政府之大夫所言，其优点固甚多。《盐铁论　禁耕篇》大夫云：「卒徒工匠以县官日作工事，财用饶，器用备。家人合会，褊于日而勤于用，铁力不销鍊，坚柔不和。故有司请总盐铁，一其用，平其贾，以便百姓公私……吏明其教，工致其事，则刚柔和，器用便。」括而言之，即山铁国营为私人自办所不可及者，约有六端。即（一）有充分之时间（日作工事），（二）有雄厚之资金（财用饶），（三）有统一之规格（一其用），（四）有公平之价格（平其贾），（五）有担任设计指导之工程师（吏明其教）及依照设计指导而工作之熟练的劳动工人（工致其事），（六）有合于当时科学水平的冶金比例（刚柔和）。如此，则由私人自办而发生之（一）「褊于日而勤于用」（时间及资金不足），（二）「铁力不销鍊」，（三）「坚柔不和」等种种弊端，便可完全免除，而所铸造之器物，亦自无不适用之患矣（器用便）。然以上所论，不过从理论上言之耳。事实上能否如其所期一一实现，则全视各地主持人──盐铁官长吏等之是否严格奉行法令以为决定。据《盐铁论　水旱篇》贤良云：「县官鼓铸盐铁，大抵多为大器，务应员程，不给民用。民用钝弊，割草不痛。是以农夫作剧，得获者少，百姓苦之矣。」又云：「今县官作铁器多苦恶，用费不省。卒徒烦而力作不尽。家人相一，父子戮力，各务为善器。器不善者不集（售）。农事急，挽运衍之阡陌之间。民相与市买，得以财货五谷新弊易货，或时贳。民不失作业，置田器，各得所欲，更繇省约。县官以徒复作缮治道桥，诸发民便之。今总其原，一其贾，器多坚硬，善恶无所择。吏数不在，器难得。家人不能多储，多储则镇生。弃膏腴之日，远市田器，则后良时。盐铁贾贵，百姓不便。贫民或木耕手耨，土耰啖食。铁官卖器不售，或颇赋与民。卒徒作不中程，时命助之。发征无限，更繇以均剧。故百姓疾苦之。」又《禁耕篇》文学云：「故盐冶之处，大抵皆依山川，近铁炭。其势咸远而作剧。郡中卒践更者多不勘，责取庸代。县邑或以户口赋铁而贱平其准。良家以道次发僦运盐铁，烦费。邑或以户。百姓病苦之。」可见汉代盐铁国营政策中，所用工人主要皆出于徒隶。但亦有因卒徒作不中程而临时征发良民以「时命助之」者。故一则曰「百姓苦之矣」，再则曰「百姓疾苦之」，三则曰「百姓病苦之」。「下疾怨上」甚矣。盐铁会议举行于汉昭帝始元六年（公元前八一年），上距汉武帝元封元年（公元前一一０年）桑弘羊为治粟都尉兼领大农，尽代孔仅管理天下盐铁之时，不过二十九年耳。其时桑弘羊尚健存，而其流弊即已如此。但贤良文学对于奴隶逃亡，均无一语及之。《史记　平准书》载卜式为御史大夫，因孔仅言盐铁时，亦只列举「县官作盐铁，铁器苦恶，贾贵，或强令民卖买之」等三弊，而不言奴隶逃亡。至成帝时，始连续发生颖川及山阳之两次铁官徒暴动。《汉书　成纪》载：「阳朔三年（公元前二二年）夏六月，颖川铁官徒申屠圣等一百八十人杀长吏，盗库兵，自称将军，经历九郡。遣丞相长史御史中丞逐捕。以军兴从事，皆伏辜。」又载：「永始三年（公元前一四年）十二月，山阳铁官徒苏令等二百二十八人攻杀长吏，盗库兵，自称将军，经历郡国十九。杀东郡太守汝南都尉。遣丞相长史御史中丞持节督趣逐捕。汝南太守严訢捕斩令等。迁訢为大司农，赐黄金百斤。」关于后者，《汉书　天文志》及《五行志》亦各有记载。《天文志》云：「永始三年，十二月庚子，山阳铁官亡徒苏令杀伤吏民，篡出囚徒。取库兵、聚党数百人为大贼。踰年，经历郡国四十余。」《五行志》云：「山阳亡徒苏令等党与数百人盗取库兵，经历郡国四十余。皆踰年乃伏诛。」一则曰「山阳铁官亡徒」，一则曰「山阳亡徒」，足证当日铁官徒隶之逃亡不守，实已成为不可否认之事实。而其暴动所经历之地方竟达四十余郡国之多，占汉代全国郡国一百三之百分之四十余。其范围之广，声势之大，与罗马之以斯巴达卡斯（？──纪元前七一）为首之奴隶大起义，可谓东西相映，无独有偶。于此，吾人可得下列结论，即本文着者在盐铁政策上之意见，与桑弘羊实已完全不同。其所以发生不同意见之原因，第一，由于着者对于财政经济，素持「物之所生不若其所聚」之主张，故认为与其自行生产，不如使人民生产而以轻重之筴操纵之，反可收到「一可为十，十可为百」之效果。第二，由于吸收桑弘羊盐铁国营政策施行以后发生流弊之实际经验与教训，故遂提出此修正之意见。惟于此有应特别注意者，即「善者不如与民」一语，亦自有其时代背景。汉武帝实行盐铁专卖政策，一开始即遭到不少人之反对。东郭咸阳、孔仅所谓「沮事之议不可胜听」（《史记　平准书》）者，全属事实。董仲舒即曾提出「盐铁皆归于民」之建议（《汉书　食货志》），司马迁亦发为「上者因之，……最下者与之争」（《史记　货殖列传》）之言。至昭帝始元六年，举行盐铁会议时，代表反对派之贤良文学，更大肆鼓吹其「宜修孝文时政」（《汉书　杜延年传》）的复古主张，一则曰「今郡国有盐铁、酒榷、均输，与民争利，……愿罢盐铁酒榷均输」（《盐铁论　本议篇》），再则曰「文帝之时，无盐铁之利而民富」（《非鞅篇》），三则曰「设机利，造田畜与百姓争荐草，与商贾争市利，……愚以为非先帝之开苑囿池籞可赋归之于民」（《园池篇》），四则曰「商工市井之利，未归于民，民望不塞」（《相刺篇》），五则曰「罢利官，一归之于民」（《能言篇》）。可见以盐铁与民，乃是自董仲舒、司马迁以来直至贤良文学，所共有之一贯主张。今本书在许多经济政策方面，基本上是与桑弘羊一派相同，独至山铁一项，却又采取与桑弘羊相反之贤良文学的意见。因此，不仅可以证明本书之写成，当在成帝时两次铁官徒暴动以后，而且还可以证明本书与《盐铁论》间之关系，确实是本书抄《盐铁论》而不是《盐铁论》抄本书，殆已毫无疑义矣！又案：郭沫若于引用拙稿本节前半段文字之后，又加以案语云：「马氏以《管子轻重》诸篇作于王莽时，故以此徒隶逃亡作为成帝时铁徒暴动之反映，说虽新颖，但大有可商。考春秋中叶齐灵公时器《叔夷钟铭》，已有『造铁徒四千为汝敌寮』语，而秦代亦有『铁官』（见《史记　自叙》『司马昌为秦主铁官，当始皇之时』）。是可证铁初发现时固主要为官营。官营，则徒隶逃亡乃经常事，不必至成帝时始有铁徒暴动发生。奴隶暴动，非至大火燎原，例为史官所不载。且如陈涉吴广起义，亦为徒隶大暴动，虽非铁官徒，然不能断言其中固毫无铁官徒存在也。《汉书　食货志》董仲舒疏：『（秦）田租口赋，盐铁之利，二十倍于古。……民愁无聊，亡逃山林，转为盗贼』，此语尤足证铁徒逃亡暴动之事，不始于汉。」今案：此处有两点应该注意。第一，关于《叔夷钟铭》「造铁徒四千」云云，原文作「〈走女匋〉（省作陶，或释造）〈口土戈〉徒四千」，近已有人认为与铁无关。据称：「叔夷钟为齐灵公（公元前五八一──前五五四年）时器。中心问题是『〈口土戈〉』可否释为铁。从文字衍变看，〈口土戈〉、〈口十戈〉的出现，自应早于铁。〈口土戈〉、〈口十戈〉与〈哉，口下加土〉同，都是指黑色，引申为隶徒或庶人的代名词。所指身份，与『土驭』（即『徒御』）相近。有人认为『〈口十戈〉人』和『陶〈口土戈〉徒』都应是一种服兵役的自由民。从上引《叔夷钟铭》的前后文义看，陶〈口土戈〉。也有可能是地名。总之，这个字与铁无关。」（见一九七六年《文物》第八期黄展岳：《关于中国开始冶铁和使用铁器的问题》）第二，一个历史问题，不能孤立地去求解决。毛泽东同志教导云：「世界上的事情是复杂的，是由各方面的因素决定的。看问题要从各方面去看，不能只从单方面看。」此实吾人分析问题之最要法门。即以《轻重乙》本篇而论，篇中有「壤列」一词，乃董仲舒《春秋繁露，爵国篇》「地列」二字之演变。又有「如胸之使臂，臂之使指」二语，则抄自贾谊《陈政事疏》。「善者不如与民」，则与董仲舒及《盐铁论》贤良文学之意见完全相同。而其所谓「兼霸之壤三百有余里」，则竟下与《汉书　刑法志》所论毫无二致。至「汝汉之金」「禺氏旁山之玉」，亦皆为汉代现实事实之反映，前者见于《盐铁论　力耕篇》，后者据王国维考证，亦汉文景时事。此外，本节所列农工业生产工具，比《海王篇》所列为多，仅农器一项，即有鎌、鎒、椎、銍四种为《海王篇》所未有。而鎒与銍，乃王莽巡狩时所亲自携带以为天下之倡导者。又车工所用之「釭」，据《方言》乃关以西人用语，在齐人则称之为「锅」。则此文作者似亦是关以西人，而非齐人。又「通货」一词，在《盐铁论》中，尚只称为「通施」，本书《国蓄篇》亦称为「通施」。至本篇乃忽改称为「通货」。若与上面所述各事联系观之，则此「货」字亦只能认为是王莽所造宝货五品之反映，而不是所谓「齐邦法化」「即墨法化」之化，亦甚明显。总而言之，本书所言盐铁政策，从其全部建制，及由此建制而派生之各种有关专门术语，如「管」「笼」「鄣」「衡」「准」「长度」「巧币」「公币」「公钱」「平贾」「月贾」，殆无一而不是汉代现行经济政策及现实社会经济生活之反映。当然，亦有若干字句或事实，曾孤立地见于古时文物之中，如「銍」字见于《诗　周颂　臣工》，「铁官」见于秦始皇时。此如《墨经》中有关于光学之纪录，确为事实。但如果据此即断定今日之声光化电等科学原理及其规律，在二千余年前之《墨子》书中即已形成，则未能免于「但见树木不见森林」之讥矣！
　　桓公曰：「请问壤数〔一〕。」
　　管子对曰：「河〈土于〉诸侯，亩锺之国也〔二〕。〈土于〉〔三〕，山诸侯之国也。河〈土于〉诸侯常不胜山诸侯之国者，豫戒者也。」
　　桓公曰：「此若言何谓也？」
　　管子对曰：「河〈土于〉诸侯，亩锺之国也，故谷众多而不理，固不得有。至于山诸侯之国，则敛蔬藏菜，此之谓豫戒〔四〕。」
　　桓公曰：「壤数尽于此乎？」
　　管子对曰：「未也。昔狄诸侯〔五〕，亩锺之国也，故粟十锺而锱〔六〕金。程诸侯，山诸侯之国也，故粟五釜而锱金。故狄诸侯十锺而不得倳戟〔七〕，程诸侯五釜而得倳戟。十倍而不足〔八〕，或五分而有余者，通于轻重高下之数〔九〕。国有十岁之蓄，而民食不足者皆以其事业望君之禄也。君有山海之财，而民用不足者皆以其事业交接于上者也。故租籍，君之所宜得也。正籍者，君之所强求也。亡君废其所宜得而敛其所强求〔一０〕，故下怨上而令不行〔一一〕。民，夺之则怒，予之则喜。民情固然。先王知其然，故见予之所，〔一二〕不见夺之理。故五谷粟米者民之司命也，黄金刀布者民之通货也。先王善制其通货以御其司命，故民力可尽也〔一三〕。」
　　〔一〕　元材案：壤数即地数。但此处之壤数与《地数篇》之地数不同。《地数篇》之讨论对象为「天财地利」即自然资源，此处壤数则专指耕地而言。盖耕地之肥瘠厚薄与一国之经济政策有极密切之关系，故《乘马数篇》云：「相壤定籍而民不移。」《山至数篇》云：「有山处之国，有泛下多水之国，有山地分之国，有水泆之国，有漏壤之国。此国之五势，人君之所忧也。」义与此同。
　　〔二〕　猪饲彦博云：「〈土于〉、淤同。水中可居者曰淤。言近河之国为沃土，每亩收粟一锺也。《史记　河渠书》曰：『郑国渠就，皆亩一锺。于是关中为沃野。』」何如璋云：「〈土于〉与淤通。地近浊水，水退受淤，亩收数倍。」元材案：亩锺，即每亩可收十石，或六石四斗，说已详《山权数篇》。《汉书　沟洫志》贾让奏言：「若有渠溉，则盐卤下隰，填淤加肥，故种禾麦，更为秔稻，高田五倍，下田十倍。」此谓「河淤诸侯亩锺之国」，岂即贾让所言「填淤加肥，下田十倍」者耶？
　　〔三〕　猪饲彦博云：「『皟』谓塉土。下曰『程诸侯，山诸侯之国也』。『皟』下盖脱『诸侯』二字。」何如璋云：「皟当作碛，谓山地，土兼沙石也。山地谷少，故能戒惧而豫为之备也。」元材案：何说是也。「皟」《说文》未收，当是「碛」之误字。《说文》：「碛，水渚有石者。」谓山诸侯者乃沙碛之国。犹杜甫之言「今君渡沙碛，累月断人烟」矣。丁士涵以「『皟』为『百负』二字之误，百负即百倍，言亩锺之国百倍于山诸侯之国」，张佩纶以「『皟当作『馈』，谓河淤诸侯为亩锺之国，山诸侯为馈食之国，常资河淤诸侯之馈遗」，郭沫若谓「『皟』疑作『渍』，当在『山诸侯』下」者皆非。
　　〔四〕　元材案：理，治也。《国蓄篇》云「人君不能治」，《汉书　食货志》引，「治」作「理」，是其证。下同。又《地数篇》云：「本富而财物众，不能守，则税于天下。五谷兴丰，吾贱而天下贵，则税于天下。」即此处「谷众多而不能理，固不得有」之义也。此言亩锺之国，得天独厚，故不知爱惜，而有「粒米狼戾」及「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敛」等现象。结果，其谷必流越而之天下，虽有而亦等于无。山诸侯之国则自知其不足，故能未雨绸缪，不仅五谷无所浪费，且能歛蔬藏菜，以备不虞。《国语　鲁语》所谓「沃土之民不材，瘠土之民莫不向义」，此之谓矣。
　　〔五〕　元材案：「狄诸侯」「程诸侯」，不知何所取义。大抵亦是随意假托之名词，犹言甲诸侯乙诸侯也。
　　〔六〕　元材案：锱，古衡名。《说文》：「六铢也。」重六百黍。或曰六两为锱，见《淮南子　诠言篇　高注》。或曰八两为锱，见《荀子　富国篇　杨注》。未知孰是。
　　〔七〕　元材案：倳戟，解已见《轻重甲篇》。
　　〔八〕　王念孙云：「『十倍』上当有『或』字，与下文对文。」猪饲彦博说同。
　　〔九〕　郭沫若云：「『十倍』与『五分』均以锺为单位而言。上云『狄诸侯十锺而不得倳戟，程诸侯五釜而得倳戟』，十锺自为锺之十倍，故『不足』。分犹半也，『五分』则为二锺五釜，故『有余』。」元材案：上文明言「五釜而一锱」，依照「釜十则锺」计算，则所谓「五分」乃十分之五锺。若作「二锺五釜」，则当云「二点五倍」，不得云「五分」矣。此处「分」字因其上有「五」字，当作「十分之五」讲，不作「半」讲。说已详《巨（筴）乘马篇》。此言狄诸侯为亩锺之国，故谷多而贱，每金一锱可得谷十锺。程诸侯乃山诸侯之国，故谷少而贵，每金一锱仅能得谷五釜。是狄诸侯之谷每釜仅值金六黍，而程诸侯之谷则每釜可值金一百二十黍，相差恰为二十倍。（即１０：０﹒５＝２０：１）。依照《山至数篇》「诸侯谷十，吾国谷二十，则诸侯之谷归吾国」之例，则狄诸侯之谷必将尽归于程诸侯，故狄诸侯有十倍之谷，尚不足建立军队之用，程诸侯则仅有五分之谷，反能建立军队而有余者，乃由于程诸侯能通于轻重高下之术有以致之耳。《地数篇》云：「昔者桀霸有天下而用不足，汤有七十里之薄而用有余。天非独为汤雨菽粟而地非独为汤出财物也。伊尹善通移轻重开阖决塞，通于高下徐疾之筴，坐起之时也。」义与此同。郭说失之。
　　〔一０〕安井衡云：「正籍，正户正人之籍。」于省吾云：「按安井说非是。正应读作征。征籍与上文租籍对文。」元材案：此处「正籍」即《国蓄篇》之「租籍」。而此处「租籍」则相当于《国蓄篇》之「租税」。废，弃也，与《国蓄篇》「废其所虑而请」之「废」作「置立」讲者不同，说并详《国蓄篇》。何如璋不明两篇作者所用术语不同而意义则完全一致之理，乃谓「故租籍者八句，乃其义大与《国蓄》相反。《国蓄》意在轻田租，以舒野甿之力。此意在专取田租而轻杂物之征」。既误解《国蓄篇》「废其所虑而请」为废除田租，又误解本篇「租籍君之所宜得」为专取田租。文义盖两失之。
　　〔一一〕元材案：「故下怨上而令不行」，《管子　权修篇》云：「赋歛恶，则下怨上矣。民力竭，则令不行矣。下怨上，令不行，而求敌之勿谋己，不可得也。」此语似出于彼。
　　〔一二〕猪饲彦博云：「故见予之所，『所』《国蓄篇》作『形』，是。」孙星衍、戴望说并同。
　　〔一三〕元材案：「五谷粟米」，《国蓄篇》作「五谷食米」。「刀布」《国蓄篇》作「刀币」。「通货」《国蓄篇》作「通施」。「制」《国蓄篇》作「执」。此一段文字盖撮引《国蓄篇》语而略变通其字句，以申明上文「通于轻重高下之数」之意。何如璋所谓「国有十年之蓄一节，此作者撮举《国蓄》之文以证上文之义」是也。张佩纶谓为「与前后均不相承，定是重出」者失之。又案「通货」一词，在本书中只此一见。《国蓄篇》作「通施」，《轻重甲篇》作「通移」，《盐铁论　错币篇》亦作「通施」。可见在盐铁会议时，尚只有「通施」一词。此独作「通货」，然则本篇之必为晚出，殆无可疑矣。
　　管子曰：「泉雨五尺，其君必辱。食称之国必亡。待五谷者众也〔一〕。故树木之胜霜露者不受令于天，家足其所者不从圣人〔二〕。故夺然后予，高然后下，喜然后怒，天下可举〔三〕。」
　　〔一〕　猪饲彦博云：「待、歭同，储也。言雨泽优足，谷食多收，则君必辱，国必亡。所以然者，下储蓄五谷者众多，而不从上之令也。」安井衡云：「五尺及泉，言雨泽入地五尺，百谷必穰。如此则其君必辱。食与民称，未尝缺乏，其国必亡。所以然者何也？备五谷者众，令不行于下也。待，备也。」元材案：两氏说皆是也。待即《事语篇》「不待权与」之待，犹言依赖。泉，泉水。雨，雨水。泉雨五尺，言水量充足。食称之国，谓其国所生产之五谷与其国人口之多寡相当。《山国轨篇》云：「田若干，人若干，人众田不度食若干。」「人众田不度食」即「食不称」之义也。此盖谓水量充足，则五谷之收获必将兴丰，而民食可以有余。五谷之生产量与人口之多寡相当，则民食不虞不足。或则可以有余，或则不虞不足，是全国之人民皆将无所需于其君。无所需于其君，则不为君用不为君死矣。如此则其君安得不辱，其国安得不亡乎？此即《国蓄篇》所谓「民富则不可以禄使」及本文下文所谓「家足其所者不从圣人」之意。何如璋谓「『泉』者泉刀也。『雨五尺』，泉流于下也。币在下则国贫，故辱。『食』谓谷也。称之，谓如泉之流于下也。谷散则无积，故亡。」张佩纶谓：「『食称』无义，疑当作『称贷』，脱去『贷』字耳。」李哲明（郭沫若说同）谓：「称即称贷，言国恃称贷而食，其国必亡。」许维遹谓：「『泉雨』疑为『暴雨』之讹。暴雨数臻，而水入地五尺深，言灾之甚也。『食称』当作『馈食』。」皆与原义不符，故不从之。
　　〔二〕　王念孙云：「『露』当为『雪』。木胜霜雪，则经冬而不凋，故曰『不受令于天』。《侈靡篇》曰：『树木之胜霜雪者不听于天。』是其证。」何如璋说同。元材案：以「霜露」连言者，汉人亦多有之。《史记　公孙弘传》「君不幸罹霜露之疾。」《索隐》：「言罹霜露寒凉之疾。」《汉书》同。又《汉书　淮南厉王长传》：「高帝蒙霜露，沐风雨。」又《爰盎传》：「淮南王为人刚，有如遇霜露行道死，……」似不改字亦可通。「足其所」，解已见《轻重甲篇》。此盖承上文「待五谷者众也」之意而申言之。谓树木之能后凋者即非天所能制。人民皆家给人足，则无求于人，虽圣人亦无能役使之。《侈靡篇》云：「鱼鳖之不食咡者不出其渊，树木之胜霜雪者不听于天，士能自治者不从圣人。」彼作「能自治」，从政治言。此作「足其所」，则从经济言。是其不同也。
　　〔三〕　元材案：夺然后予者，谓善为国者必先运用轻重之筴，将人民之五谷财物及货币转移其所有权于政府手中。然后通过政府之号令，或以爵禄之形式，或以赏赐之形式，或以平粜之形式，或以赈济之形式以回归于人民。《国蓄篇》所谓「予之在君，夺之在君」，《揆度篇》所谓「富能夺，贫能予」是也。高然后下者，谓政府应先使物价高涨，然后以平价售之于民，《山国轨篇》所谓「歛万物应之以币。币在下，万物皆在上，万物重十倍。府官以市櫎出万物，隆而止」是也。喜然后怒，似专指战士而言。谓必先使其心中喜悦，方能激动其同仇敌忾之情。本篇下文所谓「素赏之计」，《轻重甲篇》所谓「舆死扶伤，争进而无止」，「非大父母之仇也，重禄重赏之所使也」，是其义矣。举即《孟子　梁惠王篇》「五旬而举之」之举，天下可举，犹言天下可攻而取之。
　　桓公曰：「强本节用〔一〕，可以为存乎？」
　　管子对曰：「可以为益愈〔二〕而未足以为存也。昔者纪氏之国〔三〕强本节用者，其五谷丰满而不能理也，四流而归于天下。若是，则纪氏其强本节用，适足以使其民谷尽而不能理，为天下虏〔四〕，是以其国亡而身无所处。故可以益愈而不足以为存。故善为国者，天下下我高，天下轻我重，天下多我寡〔五〕，然后可以朝天下。」
　　〔一〕　元材案：强本即彊本。《淮南　修务篇　高注》：「彊，力也。」本，与《地数篇》「吾欲富本」之本作国字讲者不同，此处指农业而言。彊本即力农，意谓加强农业生产。《盐铁论　力耕篇》文学所谓「尚力务本」，《汉书　沟洫志》所谓「令吏民勉农，尽地利」者是也。节用即节约开支。《荀子　天论篇》云：「彊本而节用，则天不能贫。」至司马迁在《史记　自序》中引其父司马谈论墨家要旨语，更特别对此一主张予以肯定。一则曰：「然其彊本节用，不可废也。」再则曰：「要曰彊本节用，则人给家足之道也。此墨子之所长，虽百家弗能废也。」将问题提到既是「不可废」，又是「虽百家弗能废」的重要地位。而本篇着者则以为专务彊本节用，不但不足以为存，而且还可以引起人民苟且偷安之心，其结果，必然将如纪（范）氏之「国亡而身无所处」。此处特别提出一个「存」字，极可注意。「存」与「废」互为对文。证明此一段文字，不是在批判荀子，而是对司马迁的《史记　自序》的针锋相对的有力批判。
　　〔二〕　张佩纶云：「《说文》无『愈』字，愈即瘉。《尔雅　释诂》及《诗　角弓　传》：『瘉，病也。』《枢言篇》：『病加于小愈。』『益愈』谓益之疾，故其弊至于国亡而身无所处。」郭沫若云：「『益愈』即差可之意，张说殊泥。下文言『纪氏之国强本节用，其五谷丰满而不能理』，乃『不能理』之为害，非『强本节用』之为害也。『强本节用』而能理，则可以存矣」。元材案：益，《汉书　高纪　颜师古注》云：「多也。」愈即《汉书　淮南王安传》「王亦愈欲休」之愈。王先谦《补注》引王念孙曰：「『愈』读为『偷』，故《史记》作『王亦偷欲休』。言偷安而不欲发兵也。」此言彊本节用，虽然可以使五谷丰满，但同时亦能引起人民苟且偷安之心，而国家又不能运用轻重之策以守之，以致粒米狼戾，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检，而四流归于天下，则与纪（范）氏之「国亡而身无所处」者，同为亡国丧身之资而已。两氏说非。
　　〔三〕　元材案：「纪氏」当依《盐铁论　力耕篇》作「范氏」。《力耕篇》云：「昔管仲以权谲霸，而范氏以强大亡。使治家养生必于农，则舜不甄陶，而伊尹不为庖。故善为国者，天下之下我高，天下之轻我重。以末易其本，以虚荡其实。」与此文略同。惟彼处「强大」当是「强本」之误。《国语　晋语》载范中行氏自晋亡齐，「以宗庙之牺为畎亩之勤」，当即两文所本。各书皆无言纪氏彊本节用之事者。顾广圻以彼处「范氏」为「纪氏」之误，何如璋、张佩纶均以此纪氏为即左庄四年传「纪侯大去其国」之纪国者皆失之。
　　〔四〕　何如璋云：「为天下虏者，强本节用则谷多，多而上不能守，则价轻，为人所泄，而谷流于天下。是我民力农而邻国坐而食也。非奴虏而何？」
　　〔五〕　元材案：此数语，又见《盐铁论　力耕篇》。惟《力耕篇》仅有「天下之下我高，天下之轻我重」两句，本篇则于上述两句之外，又增加「天下多我寡」一句。此点极重要。《力耕篇》所言「轻重」「高下」，皆只就原则言，本篇则进一步提出「多寡」二字，作为实现此一原则之具体措施。如果说《国蓄篇》「散则轻，聚则重」二句，是对《史记　货殖传》计然学说之发展，则本篇「天下多我寡」一句乃是对《盐铁论　力耕篇》桑弘羊学说之发展。天下多我寡者，多则轻，寡则重，物重则至，轻则去，故天下多而我寡，亦所以致诸侯之谷而来天下之财之术也。惟寡之之法，并非将现有之谷与财物尽行消灭，但须由政府设法歛而藏之，勿使其在市场中流通，即可以达其目的矣。《山至数篇》所谓：「吾国岁非凶也。以币藏之，故国谷倍重，故诸侯之谷至也。」义与此同。余已详《乘马数篇》。
　　桓公曰：「寡人欲毋杀一士，毋顿一戟〔一〕，而辟方都二〔二〕，为之有道乎？」
　　管子对曰：「泾水十二空，汶渊洙浩满三之于〔三〕，乃请以令使九月种麦，日至日获〔四〕，则时雨〔五〕未下而利农事矣。」
　　桓公曰：「诺。」
　　令以九月种麦，日至而获。量其艾，一收之积中方都二〔六〕。故此所谓善因天时，辩于地利〔七〕而辟方都之道也。
　　管子入复〔八〕桓公曰：「终岁之租金四万二千金〔九〕，请以一朝素赏军士〔一０〕。」
　　桓公曰：「诺。」
　　以令至鼓期于泰舟之野期军士〔一一〕。桓公乃即坛〔一二〕而立，甯戚、鲍叔、隰朋、易牙、宾胥无皆差肩而立〔一三〕。管子执枹〔一四〕而揖军士曰：「谁能陷陈破众者，赐之百金〔一五〕。」三问不对。有一人秉剑而前，问曰：「几何人之众也？」
　　管子曰：「千人之众。」
　　「千人之众，臣能陷之〔一六〕。」赐之百金〔一七〕。
　　管子又曰：「兵接弩张，谁能得卒长者，赐之百金。」
　　问曰：「几何人卒之长也〔一八〕？」
　　管子曰：「千人之长。」
　　「千人之长，臣能得之。」赐之百金。
　　管子又曰：「谁能听旌旗之所指，而得执将〔一九〕首者，赐之千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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