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与左宗棠交恶为公不为私

    
    曾国藩对左宗棠有知遇之恩，如果没有曾国藩的提携，左宗棠很可能一辈子终老桑梓，默默无闻。左宗棠在曾国藩麾下的幕府生涯为后来他纵横官场积蓄了足够的资源。说两人有师生之谊并不为过，左宗棠一直把曾国藩当作自己的老师看待，执弟子之礼，非常尊敬，很少敢冒犯。
    左宗棠素有湖湘第一才子之美誉，翰林院侍读学士潘祖荫在向咸丰皇帝的奏章中说：“中国不可一日无湖南，湖南不可一日无左宗棠。”可是，“自太平天国之后，即与曾氏交恶”。多年来一直没有来往，只是曾国藩去世后，左宗棠才低下傲慢的头，给自己的恩师送了一幅挽联。
    先看看两人交恶的时间。据历史考证，曾国藩与左宗棠交恶的时间在1864年6月南京城被清军攻破后不久。据说，两人交恶的直接导火线是洪秀全的儿子、幼天王洪天贵福有没有死的问题。曾国荃天京攻陷后，众将领为了邀功，向大帅曾国藩报告说贼首洪天贵福已死，曾国藩听信众将所言，认定洪秀全之子洪天贵福已死于乱军之中，江南匪焰将熄。于是向朝廷奏报克复金陵，所有悍贼被一网打尽，并特别指出，城破后，伪幼主积薪于宫中，举火自焚。但是，左宗棠得到了比较确切的消息，洪天贵福逃出了天京城，向江西方向逃跑。因此就直接向朝廷上了一道密折，称据金陵逃出难民之供认，伪幼主洪天贵福于同治六月二十一日由东坝逃至广德，被太平军将领黄文金迎入湖州府城，想借伪幼主名号，召集太平军余众。清政府看到左宗棠奏报后，对曾国藩大为不满，直接下旨要曾国藩解释。曾国藩平生以忠君为本，假如按左宗棠所言，则曾国藩的行为无异于欺君罔上。于是曾国藩上折反驳左宗棠，称洪天贵福已死，而黄文金为纠合太平军余众伪称洪天贵福还活着，无非是要借洪的名义当作一种号召而已。言外之意，左宗棠虚张声势，哗众取宠，有邀功请赏之嫌。左宗棠看到此奏后，具疏自辩，洋洋数千言，辞气激愤，指斥曾国藩有欺君之嫌。事情一下可就闹大了，两人一时之间你来我往，大打口水战，二人的关系不可挽回，十几年的交情付诸东流(这也正是朝廷所希望看到的)。后来的事实证明，左宗棠所说是正确的，为此朝廷虽没有过多地指责曾国藩，却大大地表扬了左宗棠的公忠正大，称左宗棠“为一代名臣”。当然，就伪幼主洪天贵福死与没死这件事来说，两人都没有私心，只不过曾国藩是主观认定，而左宗棠也有些考虑欠妥，以致酿成了断袍割席的结局。
    两人交恶后，“左文襄公自同治甲子与曾文正公绝交以后，彼此不通书问。”也就是说，从1864年太平天国被剿灭后到1872年曾国藩逝世的八年时间里，两人之间没有书信的来往，更没有见过面，按照一般来看，两人也真算得上彻底决裂，老死不相往来了。但是，从很多文献资料来看，两人之间还是有很多默契的地方。特别在公事方面，曾国藩对左宗棠还是非常关照的，只不过这种关照是暗中进行的。譬如左宗棠在陕甘任上，曾与幕僚谈及自己的顾虑：“我既与曾国藩不协，今彼总督两江，恐其扼我饷源，败我功也。”事实上曾国藩为左宗棠西征筹饷，始终不遗余力，又选部下精兵强将交左宗棠统率，毫无芥蒂，而且还高度评价了左宗棠的维护国家统一之行为，称之为“天下第一”。左宗棠得以肃清陕甘，曾国藩襄助之功实不可没。曾国藩不但为左宗棠西征筹饷，而且推荐自己最得力的湘军将领刘松山随之西征，左宗棠在陕甘、新疆建功立业皆赖此军。左宗棠在出征胜利后，给清廷的奏章中也表示对曾国藩的感激之情：“臣与曾国藩议论时有不合，至于拔识刘松山于凡众中，信任最专，其谋国之忠，知人之明，非臣所及。”从曾国藩不遗余力暗中帮助左宗棠的情况来看，虽然两人表面上关系破裂，但实际上在大是大非、有关国家民族利益面前，曾国藩还是有相当气量的。
    最后，看看左宗棠对曾国藩后人的关照。当时曾国藩的长子曾纪泽在英国办外交已经有些名气，左宗棠力荐曾纪泽出使俄国担任大使，全权负责与俄国的外交事宜。曾纪泽不辱使命，1881年2月24日，他与对方改签中俄《伊犁条约》，并改订《陆路通商章程》，代替崇厚签订的条约、章程。根据这两个条约，中国收回伊犁和不再割让帖克斯河流域，曾纪泽圆满完成任务，博得朝野的好评和西方外交界的尊重。左宗棠内心也非常欣慰，在以后政治生涯中，曾纪泽一直得到左宗棠的关照和庇护。就在左宗棠逝世之前一天，还上奏老佛爷请设海防大臣，并且保荐曾纪泽担当海防重任。
    曾国藩与左宗棠的交恶留下一段说不清道不完的公案，但是透过历史的迷雾，我们还是可以窥斑见豹，大体上可以知道两人交恶的原因不是私情上的琐碎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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