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献忠“七杀碑”的下落与“圣谕碑”

《老成都》专刊第21期，载有李受天君所写《为何张献忠的七杀碑不可摹？》一文，“有时到少城公园（今人民公园）游览，在柳树回绕的荷花池畔，有民众教育馆（前身为通俗教育馆）陈列室，主楼两侧右一栋平房为兵器室，左侧平房为金石文物展览，有明末清初大西农民首领张献忠所书的七杀碑，碑高约一米，碑面好像涂过墨，石刻字迹已经开始风化，碑文竖书两小行为‘天生万物以养人，人无一物以报天’，第三行为七个碗大的张脚舞手的‘杀’字……”文的结尾是这样写的：“随着岁月的流逝，1941年7月27日，日机108架疯狂袭击成都，其中的少城公园，竟投下炸弹25枚，民众教育馆也遭此厄难，而“当年你曾在民教馆工作几年，是该馆当事人，新中国成立之后，你办过该馆的移交，对这通碑的下落究竟如何，你该作个交代。还听说广汉张献忠的‘圣谕碑’也与你有点牵扯，也应该作点说明才是！”由于疏懒，久未动笔，近来经过思考，觉得还是应该写上几句，浪费浪费《成都晚报》的篇幅为宜。

明末大西农民军领袖张献忠于崇祯十七年（1644年，清顺治元年）率军进入四川，是年三月下夔州，六月破涪州取重庆，八月攻占成都，建大西国，称大西王，改元大顺，以明蜀王府（相沿叫皇城，现四川省展览馆）为王宫，到清顺治三年（1646年）十二月，被清军肃千的裨将雅布兰射杀于西充凤凰山。张献忠在成都的整个时间不满三年，但关于他的传说却不少。传说是往往拿不出凭证的，可是，传说中的“七杀碑”却是件实物，到今天来说，不管这通碑是真是假，以时间论，它已有三百多年的历史了。当年，它是怎样会陈列在少城公园民众教育馆的？它的下落又如何？它的真伪又如何？

为了存真，对这通名气很大的碑，而且又是专制时代统治阶层诬为当年张献忠嗜杀的证物，它的来龙去脉，倒确有一写的必要。

1924年邓锡侯任四川省长驻重庆，杨森任“督理四川军务善后事宜”驻成都，杨森便以督理职务监管民政，不顾反对，在成都拆民房修马路，把清代臬台衙门改建为春熙路，在少城公园内开办通俗教育馆，馆内修体育场（今露天舞场一带），又开辟陈列馆，委卢作孚为首任馆长，把当时成都庙宇及衙署内的古物汇集去陈列，如文庙西街江渎庙（今卫干院）内明代所铸很大的江渎太子及其两妃三座大铜像等，均搬入该馆陈列。他听说那时署前街成都县衙门内，有张献忠的“七杀碑”，便命县长（那时叫知事）林宝慈送去陈列。实际上该衙署内哪有那通碑，但对这位专横督理的命令，又难以违抗。林宝慈左思右想之后，便把衙门内一通早已风化剥蚀、看不清楚字的旧“德政碑”送去冒牌顶替，了此差事。那通碑上除了有点残缺模糊不成字的毛划外，更没有碗大的七个“杀”字的痕迹，是一通“无字碑”。

30年代，华西大学博物馆林名均先生曾写过篇《四川张献忠碑屺》（见1937年7月出版之《逸经》第33期），对这通“七杀碑”的真伪倒是篇可靠的记载：“本文作成之后，曾就正于刘藜仙先生（华西大学教授），得到先生复书，所见与余相合，复承告成都少城公园民众教育馆之碑，系属伪造，……蜀中并无‘七杀碑’，盖由张献忠之‘圣谕碑’误传耳。吴枚村先生《绥寇纪略》内载：‘献贼自为一文，历评古帝王以楚霸王为最，谓之御制万言策，颁布学宫，自为圣谕六言，刻诸石，严锡命（张献忠的右丞相）作注解发明之，谕日：‘天生万物与人，人无一物与天，鬼神明明，自思自量。’其文与《蜀碧》同。兄幼时曾到成都县署，见有碑一通，以土拥之，外围以栅，相传为‘七杀碑’。迷信人言，偶有开视者，即不利于县官，故人多不敢观。民国元年（1912年）废成都县，归并于成都府，民国三年又恢复成都县，废成都府，彼时但怒刚（懋辛）做府知事，以成都县署办团练讲习所，唐仲寅君为所长，与兄旧交，一日，兄往成都县署看‘七杀碑’，唐君云：‘因全体学生破除迷信，打成粉碎抛弃矣。’兄深惜之。彼时兄尚不知其文，后读《绥寇纪略》与《蜀碧》始知之。少城公园教育馆所陈列之碑，杨森将军做督军（应为督理）时，索‘七杀碑’，成都县的知事林宝慈，即将一破毁之‘德政碑’冒牌送去。又，张贼之‘圣谕碑’不止成都一处。汉州所发现者，仅其一也。”

看了上面这段话，对这通子虚乌有的碑的来龙去脉，大概会明白了吧。再说，当年民教馆被炸后，原陈列大楼全毁（现在这座大楼是五十年代在原址上重新修建的），可是那通冒牌“七杀碑”却幸存下来。该馆馆长周树人（广安人）便把它连同宋代乾道年间碑等一并移在该馆内原动物园（现盆景园）空房舍内搁置，一直到1949年12月成都解放。1950年春天，笔者办理该馆移交时，把馆内各项器物连同此碑逐一造册，移交给接收的军代表张追光点收。时年该馆又把这些古物移交给川西博物馆（现四川省博物馆）。现在，明代铜铸之江渎太子及其两妃大铜像及一大钟，均尚存于人民南路省博物馆偏北职工宿舍的空坝子内。

可是，若干年来，对这通漫漶得看不见一个字的碑，却偏有人或以耳代目，或熟视不审，对它，竟写出堂哉皇哉的大著或一唱三叹的诗篇。为了历史的真实，这里不得不作上面的记叙。

这里，再谈陈列在广汉公园那通张献忠的“圣谕碑”，若非当年偶然被发现，也几乎险遭破毁而无影无踪了。

30年代广汉×福音堂，有位牧师名董笃宜者，加拿大人，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参过军，尔后成为虔诚的×徒，他在广汉期间，笔者当时在广汉编《新汉周报》，与董有交往，董喜汉学又喜欢访探古迹，他在西安看见过《大秦景教中国流行碑》，他想在那时古老的广汉城郊，寻得出类似景教碑的古碑碣，便常去郊外走走。“一日，偶于附郭一茅屋墙壁中，发现了一碑，式甚奇古，后约当地《新汉周报》主编邓穆卿君，一同往观，知为张献忠碑。石工正拟毁以筑路，乃亟告县府（县长罗延瑶）设法运至公园保存。此碑高凡六尺二寸，广三尺，碑面上端左右镌布龙纹，上截书‘圣谕’二大字，绕以龙纹。下截有文孚共三行，首行为‘天生万物与人，人无一物与口’二句，次行为‘鬼神明明，自思自量’二句。末行字体略小，为‘口口二年二月十三日’诸字。二年上两字不甚明显，然隐约中尚可辨其为‘大顺’二字，首行次句之末，循其语势当为‘天’字。”（见林名均《四川张献忠碑记》）。

这通“圣谕碑”的碑阴中间还有竖刻的“万人坟”三个大字，并育明末与张献忠作战之明将杨展的题辞。碑文虽有漫灭，但碑阴中力人坟”三个大字很清楚，碑阴之右侧分行有“崇祯十七年奉命口口逆贼戳数十万余奉命平寇提兵过此题日‘万人坟’”。碑阴之左侧有“凡我士民宁不勃然”。碑末提行为“隆武二年（明崇祯帝已于李自成攻破北京时在煤山自缢死，“隆武”为唐王继崇祯死后在福建称帝年号）仲冬月吉，钦命挂平寇将军印，副”等字。

这通碑阴“万人坟”的题辞，不难看出那时的统治阶层，意在把当年四川遭受战争之祸的悲惨，一概都写在张献忠的名下。

从另一方面来说，也因为“圣谕碑”的碑阴，是那样的题辞，才得以不被当年的统治阶层所毁坏，而得以流传下来。

这通碑在解放前，陈列于广汉公园（今房湖公园）棂星门右侧，日晒雨淋。新中国成立之后，才移于棂星门左侧绿树荫浓特建的碑亭内。

这通碑上，没有一个“杀”字，而是要人们“自思自量”去做人。它也成了批驳旧时代那些专制统治阶层，诬传张献忠嗜杀的证物，也是历史文物中一件难得的珍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