洋人文幼章与四川

充满传奇色彩的加拿大人文幼章出生于乐山，他曾长期在四川生活，对四川有着深厚的感情。新中国成立后，他为发展中国和加拿大的友好关系做过许多工作，与宋庆龄、郭沫若、黄华、廖承志等知名人士有过多年的友好交往，并受到过毛泽东、周恩来的亲切接见。

童年

1898年12月24日，文幼章出生在乐山（当时称嘉定）白塔街212号一个外国传教士家庭。3年前（即1895年），他父母亲因“成都教案”，从九眼桥乘船，沿岷江顺流而下避居乐山，文幼章就是在这期间出生的，他们一家在乐山前后居住了10年。

文幼章有兄弟姐妹五个，他排行老三。他们家居住在白塔街一个绿树成阴的院子里。院后是岩壁，上有一些两千多年前汉朝建立的石墓洞穴，一座9层高的白色古塔矗立于岩壁边，白塔街由此得名。文家几兄妹的童年，基本上是在岩壁周围的洞穴中玩耍着度过的。

1904年，文幼章兄妹随父亲迁居成都，父亲负责管理教会在成都少城公园附近的一个印刷所。文幼章到成都时6岁，成都给他留下的记忆是美好而难忘的。春风四起之时，文幼章兄弟俩最爱外出去放风筝，天空中飞舞着的风筝形状各异，长短不一，长的竟达40英尺，两人最喜欢长着花翅膀长触须、尾巴像两条孔雀翎似的蝴蝶风筝，他们先给风筝接上线轴，将风筝举过头顶，奔跑、放手，风筝迎风飞上天空。时而飞得平稳，时而在空中翻几个跟斗。兄弟俩握着线筒，看着越飞越高的风筝，心里真是开心极了。每当这时，调皮淘气的兄弟俩会搞一些恶作剧，他俩常在风筝绳上系一段线，线下面拴上一块石头，专门去吃“风筝肉”，即把其他小伙伴的风筝套住，让别人的风筝听自己使唤。每当这时，兄弟俩便会开怀大笑。为这事，父亲不止一次地骂他们没有“道德”。

文幼章7岁那年，被父亲带到重庆，到一所英国公谊会学校读书。初入学校，文幼章很不习惯，没有心思读书做作业，只想在校内外东奔西跑，不是打网球，就是捉蝴蝶，老师拿他没办法，只得给他父母写信建议，幼章好动、静不住，送去当学徒可能会更好些。在学校前后读了两年书后，文幼章被父母带回家中，由母亲亲自教他学习。

文家既保留有旧式家庭的严厉，也充满西方家庭的温暖。文幼章的父母对子女抱有很大期望，注意鼓励孩子们的积极性，容许子女保持多种志趣，如外出放风筝、打网球、学音乐或读书报；在少年时代，父母尤其注重培养文幼章的音乐才华，但跳舞、打牌是决不允许的。

传教

因受父亲影响，文幼章一直想成为一名传教士。1921年，这一梦想终于成真，他成为卫理公会牧×的一名实习牧师。

1925年10月，结婚才3个月的文幼章，在加拿大的温哥华与妻子玛丽搭上重返中国的“澳大利亚女皇号”轮船。年底，夫妇俩来到四川重庆。当时，各国传教士都把重庆作为传教中心，在那里办有礼拜堂、医院、学校、商务代办处和圣经会等。

按惯例，凡进入四川的传教士，都应在成都华西协合大学先学习一年中文，然后才派往四川各地。文幼章当时没去成都，是因为妻子玛丽已有6个月身孕，不适宜人力车或滑竿继续颠簸。加之行李很多，夫妇俩只得在重庆暂时住下。

经多伦多大学的老校友哈罗德·斯旺邀请，文幼章夫妇在重庆南岸一个叫鸭儿凼的小村庄住下，一位老校友正好在当地教会中学教书。在鸭儿凼住下后，文幼章夫妇开始学习语言。幸好文幼章儿时曾在四川学过中文，基础不错，所以学习进展很快。他请了一位能讲英语的中国家庭教师每周上6天课：上午9点至12点，下午2至4点。一边学习，文幼章一边阅读中国历史小说，并注重对中国国情和当地民情的了解。

1926年5月，文幼章夫妇被派往重庆下游125英里处的忠州传教。忠州城位于长江边，但它高踞半山腰上，街道弯曲陡峭。在距忠州城约几里远的木里山上，文幼章夫妇找到一幢小房。这是一幢改建了的旧式建筑，早已破旧不堪，文幼章自己动手，对小房前后进行几次整修，直到满意。文幼章按西方习惯，把小房前的院落取名叫“福盛堂”，并为妻子取了个中国味十足的名字———月华，即“月亮的光辉”，并按中国习惯在名前加了姓，叫文月华，“文”姓是他父亲早就选定了的。

在忠州，文幼章除了继续学习语言外，有时也陪传教士医生亚历克斯·平科克出诊就医。这对他帮助很大，他不仅知道了许多当地的风土人情和旧俗习惯，还亲眼看到贫民百姓的疾苦。有一天，文幼章和平科克外出散步，看到一个衣衫褴褛的女人，身边带有两个瘦弱孩子。听围观者说，女人的丈夫和另外两个孩子因患热病已在两天前死去。看到女人和孩子那可怜的神情，文幼章和平科克把那个大一点的孩子带到医院住了几天，给与她们不少帮助。

1928年1月，教会派文幼章到重庆以东的乡村巡回传教。每次外出，都有一名厨师、一名挑夫（挑行李和书籍）随同，他们来往于乡间、田地、学校、小镇、教堂之间。长时期与教民百姓接触，使得文幼章对川东地区民俗风情，以及贫民百姓疾苦有了更深了解。他甚至能够用一口流利随和的四川话和下层百姓进行交流。

有一次，文幼章渡船过江，看见船上有不少装神弄鬼、求神拜佛的人，他们将其称为“打春醮”。文幼章那副不相信的模样引起船夫们惊奇，他们问：“你不相信求神拜佛？”面对船夫们的疑惑，文幼章回答道：“我们应该破除一切迷信，不要相信叫人害怕的魔鬼，天雷打的并不一定是忤逆儿子，五月端阳请和尚念经并不能消灾免痛，医病的办法最好是吃药打针！”“那不也是一种迷信吗？”船夫们听后还是不解。文幼章笑着解释：“不是，因为我们的行为符合大自然中发现的真理，这个真理是可以验证的，我们应当努力根据这一准则生活。”

扎根

1931年，教会安排文幼章顶替一位休假同事，去给中国学生上英语课。这本是一件很平常的事，他正好了解一下中国旧式文化的教育状况，并可采用自己新的语言教学方法——英语直接教学法。

早在1927年，文幼章就到东京英语教学研究所拜访过“英语直接教学法”的创始人哈罗德·e·帕默尔先生。此后，文幼章便成了“英语直接教学法”的热心推广者。所谓直接教学法，就是采用听说领先学习第二语言的教学方法。学生要像幼儿似采取先听、观察和模仿说话等阶段，从而直接学会快速阅读和准确写作。

为了让学生通过阅读学习英语，文幼章夫妇编写了不少简易英语读物，如《瑞士鲁滨逊一家》《罗拉·杜恩》《莫比·狄克》等。学生们喜欢文幼章的课，尤其是他那动人的语言和丰富的表情对学生有很大吸引力，况且他还为学生在课堂上准备了许多精美图画、表册、实物等教学辅助用品。

文幼章的授课方法和教学理论越传越远，许多慕名而来的人都向他请教，临走时还不忘捎上几本文幼章编写的课本。在重庆的四川大军阀刘湘，不仅向文幼章请教“英语直接教学法”的好处，还同意在重庆大学英文系推广并出版文幼章的直接教学法课本，并聘任文幼章为重庆大学英语文学课讲师。

文幼章在推广应用“英语直接教学法”的同时，还驳斥了老式“基本英语教学法”的弊端。老式“基本英语教学法”在英美很有市场，声称初学者只要“学会850个单词、5条简单规则，再听上一张唱片，就能掌握英语”。为此，鼓吹者还编出一本只有850个词汇的袖珍英语书，想在中国发行，以推行“基本英语教学法”。文幼章认为，并非850个单词就能学会、学好英语，那不过是一套骗人的鬼话。

有些听信“基本英语教学法”的学生，很快发现上当受骗，他们重新采用文幼章的“英语直接教学法”。上海中华书局为此出版了文幼章写的十五种课本和教师手册，大量的初学者由此受益，文幼章的名字一下传遍中国各大城市。

1932年，文幼章在重庆一所监狱里还给被关押的共产党人讲授了一年英语。他曾在一个年度报告中写道：“这座监狱关押了一百三十多个男犯人，各行各业的都有———大学教师、中学生、中国文人和普通苦力，都已被判处死刑……”

文幼章每周要为被关押的共产党人上4个下午的课，他们非常感谢文幼章教他们学习英语。为表达感激之情，狱友们选在圣诞节前为传教士的孩子们筹办了一次音乐会。他们在监狱内搭起一个小型舞台，舞台的四周悬挂有彩色纸条，并用刚学会的英语写上“圣诞快乐”“欢迎”等横幅。音乐会上，那些被关押的共产党人表演了唱歌、讽刺喜剧《好牧人》等节目。音乐会结束后，狱友们还和文幼章及几个外国老师合了影，并举行了一场篮球赛。

文幼章夫妇在重庆期间结交了许多朋友，有中国人，也有外国人。他经常邀请朋友们到家里做客：打桥牌、文学聚会、朗诵作品……，他们往往围着壁炉、桌旁，促膝开心交谈。到了星期六，文幼章还欢迎朋友们去欣赏他们自己录制的新唱片。文幼章和妻子都喜爱音乐，文幼章能拉小提琴，而文月华常用钢琴为丈夫伴奏，他们就这样度过愉快的休憩时光。

1934年8月，文幼章又到重庆鸭儿凼精益中学教英语，这是一所寄宿学校，约有一百八十名男生，都是些14至19岁不等的青少年。

1938年底，蒋介石被迫放弃汉口，国民政府迁都重庆。在重庆，宋美龄发起一场所谓改善人民生活的社会运动，考虑文幼章在中外团体中享有的威望，宋美龄出面邀请文幼章协助她工作。为表示器重，蒋介石、宋美龄夫妇还在住处会见了文幼章。

1939年春夏两季，日军飞机对四川进行野蛮轰炸，文幼章全力以赴投入各地救济工作。农历七月，日机轰炸乐山，几十里外都能看到城区火光。文幼章一得知情况，立即带领医护人员、带上救济物资，坐上小型飞机直抵乐山前往救护。

9月11日，泸州遭受日机首次轰炸，死伤人员数以千计。9月20日，文幼章率领一支救护队赶赴泸州进行抢救。救护队人员不多，有10名外科医生，都从重庆各大医院聘请，资金是从英国、北美筹集来的。文幼章一下飞机，就了解受损情况，并把各种医疗器材和药品，分配给各医院。从20日到22日，文幼章分别前往第一、二、三重伤医院进行视察，他对医护和受伤人员说道：“我们从陪都调来手术精湛的医生和急需药品，缺医少药的问题会得到缓解，希望医护人员努力工作，伤病员安心治疗，早日恢复健康。”

文幼章还去了教堂，看望那些无家可归的难民，他拿出×捐赠的1000元（实际是文幼章本人的募捐），在教堂设立了临时施粥处，每天上午施干饭、下午施稀饭，不论男女老幼，每人每次一碗。随着秋去冬来，文幼章看到伤员、难民都还衣单被薄，便赶制了一百多件棉背心，发给伤员御寒；买来旧棉被，发给缺少棉被的难民。等到重伤医院的工作全部结束后，已是1940年2月，文幼章这才离开泸州。

1939年到1942年，文幼章一家为躲空袭，在家里挖了个地下室。地下室既狭窄，又不安全，他们只好又在屋后的小山侧挖了个很深的防空洞。然而空袭时，文幼章并没有躲进防空洞，而是经常在市内来回奔波，不是去协助救火，就是去抢救伤员。每当这时，他就会愤怒地咒骂日军惨无人道的战争罪行。

情缘

新中国建立初期，已回到加拿大的文幼章分别于1952年、1956年、1959年3次访问中国。在1956年、1959年的两次访问中，他参加了在北京举行的国庆庆祝活动，并在1959年国庆受到毛泽东主席接见。庆祝活动结束后，文幼章赴全国各地继续参观访问。

文幼章在国内外享有很高的知名度。1952年，周恩来总理专门邀请文幼章向我从事外交工作的官员讲解加拿大等国情况；1956年，周恩来又请文幼章在北京纪念孙中山诞辰90周年大会上发表讲话。

1956年，成都青羊宫花会迎来四川人民的老朋友文幼章。为欢迎文幼章先生，花会工作人员通宵准备，使花会提前一天开展。这一年，是文幼章离别成都10年后第一次来访，当他看到几条大道纵横交错穿过市区，而路旁还耸立有高大的现代化建筑物时，他对成都发生的变化感到由衷地惊喜。

成都少城公园给文幼章留下的印象最深，这不仅因为40年代他在少城公园生活了相当一段时期，而且曾还在那里发表过反对内战的激情演讲（即1946年）。故地重游，文幼章看到少城公园已大变了样，公园已更名为人民公园，园内新栽种了不少树木，并新建了花园，新增设了禽鸟动物。而文幼章过去居住过的房子，仍旧非常干净、整洁，只不过已挂上中国×四川分会总部牌子。

1983年10月，已是满头白发的文幼章兴致勃勃地重返四川，分别前往成都、邛崃、乐山、峨眉、重庆等地参观访问。10月4日，他同原华大老朋友在华西医大一个充满米兰、月季花香的会议室里聚会。许多故交好友纷纷前来看望他。

聚会过程中，文幼章显得格外激动，用地道的四川话感谢老朋友的关心厚爱，他深有感触地说道：“我对中国革命帮助很小，而中国革命却把我由一个传教士变成了新人。”“我爱我的第二故乡中国！我由衷地为她的发展、进步感到高兴。”校友们在聚会上向文幼章赠送签了名的锦旗、织锦画幅，还陪同文幼章参观了原华大旧钟楼和其它古老建筑。

在此之前的1980年8月，文幼章的儿子（加拿大约克大学副教授、哲学博士）文忠志，不远万里来到中国，在四川大学外文系任教；1981年，文忠志副教授在川大外文系继续任教一年。在这期间，文忠志先后在四川外语学院、成都大学、四川师范学院、四川大学办过十多次学术讲座。

文忠志教授在即将离川回国时，叫他的4个女儿、1个女婿远涉重洋前来四川，他满怀激情地为女儿、女婿们充当导游，带领他们参观他幼时居住过的华西坝东巷子11号，以及爷爷从事文化活动的四圣祠印刷所、人民公园等。文忠志还带女儿、女婿们去了爷爷的出生地乐山。在爷爷的故居白塔街，幼儿园老师和小朋友热情欢迎这些远方来客，小朋友向文忠志一家表演了歌舞节目。文忠志教授童心未泯，也尽兴向小朋友和女儿女婿们表演了小时父母教给他的中国儿歌和舞蹈。

文忠志和家人就要离别四川了，他依恋不舍的神情溢于言表，他激动地说道：“我热爱中国，热爱四川，我要让孩子们亲眼看看新中国的成就和四川的风光人情，激发他们对中国、对四川的眷恋深情，把老一辈开拓的友谊接下来、传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