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湘溯源—船山思想特质与定位(二)

嵇文甫最后认定，综合船山的体系，而判断他在中国近古思想史上的地位，可以说他是：宗师横渠，修正程朱，反对陆王。 这个十二字的判断是很精当的，当然，这是仅就宋明儒学的统系而言的。船山何以采取这样的立场呢？嵇文甫解释说：“船山宗旨在激烈底排除佛老，辟陆王为其近佛老，修正程朱亦因其有些地方还沾染佛老，只有横渠‘无丝毫沾染’，所以认为圣学正宗。” 这个说法甚有见地，非对船山有深入了解者不能道此言。

最后，嵇文甫说：

假如用辩证法的观点来看，程朱是“正”，陆王是“反”，清代诸大师是“合”。陆王“扬弃”程朱，清代诸大师又来个“否定之否定”，而“扬弃”陆王。船山在这个“合”的潮流中，极力反对陆王以扶持道学的正统，但正统派的道学到船山的手里，却另变一副新面貌，带上新时代的色彩了。

这里所说的“清代诸大师”是指顾、黄、王等，他们虽然是明朝的遗民，但他们的学术著述主要都是在清初写作的，如船山的著作主要是在康熙中写作完成。应当说，嵇文甫的“宗师横渠，修正程朱，反对陆王”十二字判断及其“扶持道学的正统”说是十分平实的。最多，我们在“宗师横渠”的后面再加上“渊源濂溪”，如果在宋明儒学之外再考虑到佛教和道教的因素，则可以说船山的学术立场即“批斥佛老，反对陆王，参伍程朱，宗师周张”。 船山的思想的如果用三段式来表达，用他自己的说法，则应当说，他以周张为“正”，以程朱陆王为“正邪相胜”，而以他自己为“反归于正”。

不过，近几十年来，在有关船山思想的看法上，影响最大的仍属侯外庐。早在20世纪40年代，侯外庐写了《船山学案》，主张王船山思想为唯物论，熊十力表示不同意，主张王船山是理学家。 照侯外庐的看法，此前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也是把船山轻描淡写地谓之像一位理学家。在侯外庐看来，王船山“开启了中国近代的思维活动”， 认为船山可与德国近代理性派、洛克、亚当斯密等欧洲近代启蒙学者相比。所以侯外庐的主张是：王船山的哲学是唯物论，王船山思想的特质是启蒙主义。熊十力则认为船山之学尊生、明有、主动，是“继续程朱以来之反佛教精神，而依据大易，重新建立中国人之宇宙观与人生观。” 熊的这个看法和嵇文甫可以相通。其实以王船山的哲学为唯物论，在当时已有不少学者皆持此种看法，如张西堂、张岱年；而以船山为早期启蒙思想，则确实以侯外庐为之代表。对于侯外庐，“早期启蒙思想”的说法，并不是仅仅用来分析王船山，而且更重要的是用于整个明末清初的历史与思想的把握，这一观点在国内外都有重要影响。

侯外庐的《船山学案》出版于1944年，1956年其《中国早期启蒙思想史》中的王船山一章是其40年代论述的加工。当然，不同的学术观点是始终存在的。如前苏联学者布罗夫对侯外庐关于船山的看法相当重视，但也提出异议，他认为侯外庐的观点对船山而言有拔高之嫌：“侯外庐对王船山的本体论、认识论的分析有很重要的意义，但是远远没能详细研究他的全部论断和总的结论。特别是在书中把王船山说得比黑格尔和费尔巴哈还高，带着明显的把王船山现代化的特征。” 布罗夫也比较倾向于嵇文甫的看法，他在评价嵇文甫《王船山学术论丛》时指出，“不能不同意他的是，不应该夸大王船山在中国社会思想史上的功绩，使古代思想家现代化，把他说成具有先见之明的人，似乎他早就知道现代解决许多哲学和社会问题的真理，这样也贬低了他在中国哲学思想库中的贡献。”

与上述嵇氏、侯氏50-60年代的讨论同时，陈荣捷也提出其对王船山的看法。陈荣捷的视角是专注在哲学史的，他并不反对以“唯物主义”一类的范畴来分析王船山哲学，而他在《中国哲学资料书》中强调，从哲学上说，王船山“所要求的不仅仅是世界的物质性，而且是物质存在的具体性”；在他看来，船山哲学中“气作为物质力是意味着构成事物的一般质料，但器作为具体事物则意味着特殊的和有形的客体或规则”。因此，“可以清初地看出，王夫之在显然背离新儒学的同时，却又在一定的范围内继承了新儒学的传统。他虽然明确与王阳明相对立，但还是与朱熹相接近。”“王夫之的哲学具有多方面的重要意义，他是一个具有独立性格的思想家，通过批判宋代新儒学的理学和明代新儒学的心学，而走向一个新的方向。在这样作的时候，他预示了其后两个世纪内的中国思想，尽管他并没有直接影响这时期中国的思想。” 在朱熹和王阳明两者之间，王船山更接近朱熹，这是大多数学者所承认的，而指出王船山的哲学预示了后来两百年的哲学思想变化，这是陈荣捷的哲学史的卓见，也是多数中国哲学史学者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