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言论—略说屈原的“宗国情结”

在对屈原思想情感的评价上，“爱国主义”是一个现当代人使用率很高的词语，上世纪80年代初，有人曾对屈原的“爱国主义”提出了不同看法，引起较为热烈的反响，前后达六七年之久。不过那次讨论并没有做出明确的结论，大约是肯定的意见为主流，“爱国主义”仍是屈原头上的一顶桂冠。笔者亦曾是屈原“爱国主义”的赞同者，曾有多篇论文谈及屈原的“爱国主义”。不过现在重检旧文，查找相关资料，忆及当时的那场争辩，进行深入思索，颇觉无论从理论上或是从屈原爱国的实际内涵看，泛泛地将屈原视为“爱国主义”缺乏学术上的准确性，而当年那些否定屈原“爱国主义”的先生们有破而无立，即若说以“爱国主义”作为屈原思想情感的价值评判并不恰当，那么是否有另一词语来表述更为合适呢？对此笔者略陈要点。

首先，“爱国主义”是一个现代词语。将它分而析之，“爱国”是指对生养自己的祖国的忠诚热爱眷恋之情，这种炽热之情体现在对祖国的山川、风物、人民、文化等诸多方面。“爱国”之情自古有之。在我国特别是汉唐以后，爱国成了士人和广大民众情感世界中极为重要的构成部分。当然国有大小之分，在最初人们开始有“国家”观念时，也许“国”只限于一域，但当人们已有了天下一统的观念并曾有过共同尊奉的作为国家象征的君主，那么此时人们对于国家的认识则不应再局限于该域，也就是说这时狭隘的乡土之恋并不能和爱国完全等同。同样，“国”最初也可能有种族之别，爱其宗族最初也许可以称作“爱国”。但如果当这个“国家”已经有着多种民族的融合，特别是在文化上已相互渗透融汇，那么此时这“国”也就不应仅仅局限于一族一姓，它不应是“宗国”，而应当是一个包容诸多民族的大家庭，即一个广泛的多民族的国家。认识这种“国”由单一而到多元的递变，对于我们进一步辨析屈原的“爱国主义”尤为重要。至于“主义”，是一个后起语汇，大约在上世纪初才较为广泛地使用。它是表示人们对客观世界、社会生活以及学术问题等所持有的系统的理论、主张或态度。当“爱国”与“主义”构建为“爱国主义”这一特定语汇时，它显然是指人们对于祖国热烈的情感和一定的理论主张。对于作为社会个体的一个人来说，“爱国主义”不仅是指其对于祖国的忠诚热爱之情，而且也包括他在祖国问题上的较为系统的理论和主张，即不仅是情感，还应有思想。而且既然“爱国主义”是一个现代词语，它当然体现的是现代人的理念和解读。对于上个世纪初的中国人来说，“爱国主义”应当是对于整个中华民族、对于整个中华大一统国家的热爱和系统的理论主张。出于对某一地域或某一民族的热爱是不能简单称之为我们今天所说的“爱国主义”的。对于古人的爱国之情，我们当然可以用今天的词汇“爱国主义”去加以分析辨识，如果确与今人所说的“爱国主义”相符，当然不妨以此名之；但若古人之实际与今日词语之义项相距较远，则不应似是而非地强加硬套，乱贴标签。对于屈原的“爱国主义”也应作如是观。

其次，屈原所爱之“国”只是“宗国”。当我们用“爱国主义”来考察屈原所爱之“国”的内涵时，发现二者（“爱国主义”之“国”与屈原所爱之“国”）颇不相同。在屈原的作品中“国”字的出现很少（不超过5次），更没有“国家”一词。而真正具有“国家”意义的“国”是《九歌·国殇》的篇名、《九章·惜往日》“国富强而法立”。至于《离骚》中“国无人莫我知兮”和《九章·哀郢》中“出国门而轸怀”，或以为作“国都”解。纵观屈之作，他更多的是以“皇舆”“旧乡”“故都”“故乡”来代表他的祖国——楚国，他的宗国，作为“楚之同姓”他忧虑的也只是楚国。他诗中反复的抒情对象是“灵修”“明君”“哲王”“美人”。他的忠愤主要发泄在君王身上。所以朱熹说屈原“忠君爱国”，倒是十分切合屈原的政治思想情感实际。更重要的是，在屈原的诗作中看不到统一整个中国的宏愿蓝图。天下一家的概念在屈原头脑里是很淡薄的。相反在那时许多士人的心中，特别是在一些纵横家眼里，已有很浓厚的“天下”的观念，他们游说诸侯，希望能一统天下，称王称帝。屈原没有大一统的国家观念，有的论者说屈原有楚国统一天下的想法，但无法在他的作品里找到确证。司马迁的《屈原列传》充其量也只是写到屈原的联齐抗秦，这种活动至多只能说是维持楚国的现有局面。而在文化上，屈原早已受到北方中原文化的影响，他诗中所出现的古代圣贤君王，显然可看到南北文化的融汇，但屈原的实际行为却与此相悖逆，他的政治思想情感没有超出楚国的范畴。

第三，以“宗国情结”代替屈原的“爱国主义”最为恰当。“情结”是指人的内心深处所萦系的思想情感，它往往与人一生相伴，无法消释。屈原的政治思想情感只是司马迁所概括的八个字：“眷顾楚国，系心怀王”。这就是屈原爱国的核心内容，也是他一生无法摆脱的情结。因此，“宗国”二字抓住了屈原“国”之实质，“情结”则把握了其情感特征。不过说屈原具有“宗国情结”，丝毫不减弱他伟大的人格精神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