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邹鲁文化研究》序

济宁大学贾庆超先生最近来家，给我看了他的新作《邹鲁文化研究》书稿，颇为欣喜。我曾得知，他是文革前“老三届”的学生，上山下乡参加工作后赶上高考，文科卒业后在济宁长期从事行政工作，包括党政机关、新闻广播、文联、文物局等等单位，直到晚近济宁大学组建，他才进入高校。尽管调动了不少单位，但他没有忘情于学术，总是利用余暇剩晷，读书著述，出了不少成果。如《武氏祠汉画石刻考评》、《曾子校释》、《论语新读》等等，已为许多人所熟知。这种锲而不舍的治学精神，使我殊为感动和钦敬。

贾庆超先生的这部《邹鲁文化研究》，经过了长时间的筹划酝酿，从正式开始执笔，到最后定稿付梓，就投入了五年的心力。我们看到，全书有史前、三代、秦汉三卷，计近百万字，足称大观。不难想见他在搜集材料、思考内容、推敲观点、组织章节的漫长过程中，必然经历了许多辛苦，才能获取如此的成就。

区域文化研究的盛行，是我国传统文化研究进一步走向深入的标志，我在一些场合几次说过。对历史文化分区域的记述探讨，在中国有久远的渊源，可追溯到《管子·水地篇》、《史记·货殖列传》等。而现代的区域文化研究则以上世纪30年代的吴越文化、40年代的巴蜀文化为嚆矢。建国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之后，楚文化、秦文化等区域文化研究蔚为风气，众所周知。然而，邹鲁文化的研究却是这个广阔园地中相当冷落的一隅。

邹鲁从来是历史上十分重要的地区，其文化影响至为深远。《史记》于《货殖列传》里专门说到“邹鲁滨洙泗，犹有周公遗风，俗好儒，备于礼”，注意到该区域在文化上的特点。那么，为什么邹鲁文化的区域研究却很少作为一项专题来开展呢？我认为其主要原因，是大家一贯把这个区域的文化看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正宗。贾庆超先生说：“邹鲁文化不是狭隘的区域文化，而是中华文明的源头文化、主流文化、主导文化，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发祥地，是产生思想家的摇篮。”即反映出这样的观点。

产生这样的观点，自然不是偶然的。中国思想家影响最大的孔子，由孔子缔建的儒学，即出现在邹鲁文化之中。不管我们怎样去评价，儒学在历史上总是传统文化的核心。更重要的是，儒学的精神浸透了中国人的世世代代。比如孔子讲：“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

儒学之重点不仅在于求知，更要紧的是在做人，这使中国的传统学术与外国大不相同。直到近代，很多学者还在传习这一点。如钱穆先生所定香港新亚书院学规，开首便说“求学与做人，贵能齐头并进，更贵能融通合一”，“做人的最高基础在求学，求学之最高旨趣在做人”《新亚遗铎·新亚学规》。

这里需要研求的问题是，邹鲁文化何以会孕育出孔子及儒学，孔子和儒学又怎样塑造与推进了邹鲁文化；以孔子、儒学为代表的邹鲁文化是在什么环境条件下形成的，与其他区域文化存在着如何的关系。要回答这一类问题，必须对邹鲁文化进行全面的考察分析，说明其本质和特征。

贾庆超先生在这部《邹鲁文化研究》中，将邹鲁文化的“本质性特征”归结为六点，即：原创性——“古老悠久，率先发育”：独立性——“独成系统，谱系健全”；连续性——“一脉相承，接连不断”；优越性——“资料丰富，多方互证”；丰富性——“兼收并蓄，多元融合”；先进性——“生生不息，持续发展”。结合他关于邹鲁文化为中华文明源头和主流的见解，这六大特点也可用来形容整个中国传统文化。

愿向关注传统文化的广大读者推介《邹鲁文化研究》。同时希望贾庆超先生把他的探讨继续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