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堆人跨越青铜之巅

文明在成都平原何时起源，何时达到鼎盛、又何时消亡？这些答案隐藏在遗址中。从4500年前的宝墩遗址到三星堆、金沙，再到春秋战国时期的十二桥，它们组成了古蜀文明的脉络。而仅仅在2000余年的岁月中，古蜀文明便以惊人的速度完成了萌芽、发展、兴盛、衰落的全过程。目光西移，跟同在北纬30度的古巴比伦文明和古埃及文明相比，在世界范围内，古蜀文明是否是最古老的文明之一？它有何独特的魅力和创造力？把文明置于历史的长河中，我们才能客观地得到答案。

外来民族入侵成都

宝墩人曾靠不断的迁徙来获得肥沃耕地与野兽，以维持原始生活。这种迁徙阻碍了文明的发展，长达800年之久。紧随宝墩之后的是三星堆文明，考古学上，三星堆可以分为4期，第1期便是宝墩文化。也就是说，一群宝墩人迁徙到这里，开始了又一轮的拓荒。

此时，一些可喜的变化引起了考古学家的注意。迄今发现的三星堆古城只有一座，此前的宝墩古城却至少有六座。为何有着长期迁徙习惯的宝墩人在三星堆改变了生活方式？唯一的解释恐怕是他们的生产方式、部落面貌在此时已有了根本转变，他们能够安居一处，无需迁徙奔波。

数百年前，古苏美尔人也有过类似转变：美索不达米亚平原上森林并不茂盛，焚林成地是行不通的；加之此地民族、部落繁多，也不能总靠迁徙过日子，古苏美尔人将青铜引入农业中来，用青铜铸造生产工具。在耕地变得贫瘠的情况下，仍能维持从前的粮食产量。

参照苏美尔人的经验，宝墩人的生产工具此时或许已有了很大的改进。然而，当他们还沉醉在革新工具的喜悦中时，一场猛烈的变革已经迎面而来。

3700年前的成都平原已不再平静，一支迁徙部落成了宝墩人有力的竞争者。两支部落在成都平原相遇，并上演了远古时期的一幕幕生死。这支外来部落很快占据上风，相比宝墩人，他们或许经历了更多的磨砺和挑战，在成都平原这张温床中成长起来的宝墩人一败涂地。

文明的传承

我们称这支新来的部落为三星堆人。遗憾的是，他们并未给后人留下太多的线索，给人的印象则是介于羌人与氐人之间。在岷江上游，羌人、氐人之间屡有战争，并不和睦，古羌人在西南曾有过一次大规模的举族迁徙，任乃强据此认为这支新来部落是羌人。但是三星堆遗址出土的青铜人是纵目的——传说中的氐人便是一个纵目的民族。到底是氐还是羌？目前谁也解不开这个千古谜团。

同样的一幕也曾在美索不达米亚平原上演。古苏美尔人创造出了辉煌的文明，却无力捍卫。公元前2000年上下，包括闪族阿摩里特人在内的若干游牧民族入侵美索不达米亚，建立了一个以巴比伦为中心的强大帝国。几乎与此同时，山区的依蓝部落也从东部突袭美索不达米亚，将苏美尔据为己有。由于马的驯服，马拉战车的发明和金属盔甲的传播，使游牧民族成为此时世界最恐怖的军事力量之一，其首领汉谟拉比成为了美索不达米亚平原新的统治者。

羌人、氐人取代宝墩人，游牧民族以武力成为美索不达米亚平原新的主宰。为何我们关注的古老文明会如此孱弱，乃至不堪一击？尤其是古苏美尔人，他们的文明曾经在全球范围内无可比肩。不过，事实上，文明的发达并不意味着国家的强大，短暂的武力可以建立帝国，却建立不了文明。中国古代史上蒙古称雄，仍袭宋制；清兵入关，秉承明俗，便是最好的注脚。

这一点，汉谟拉比无疑心知肚明。在他的游牧子民夺得政权后，他便令其放弃了游牧生活，被击败的古苏美尔人成了他们的老师。这个游牧民族对农业很是重视，当时的一个文献便生动地指出了这一点，一封信的作者写道：“难道你不知道田地是国家的生命么？”汉谟拉比这个开明的决策使得数年之后他的国土便“像充满了粮食的粮仓一样”。同时被继承的还有楔形文字与青铜铸造技术，北美索不达米亚平原的矿产是汉谟拉比最感兴趣的金属之一。

古苏美尔人消失了，他们的文明却流传下来。这就给了后人一个启示：在两个敌对甚至有过战争的民族之间，文明也是可以传承的。由于史料语焉不详，我们并不能准确说出三星堆人究竟在哪些方面受到过成都平原土著文明的影响，但这种影响无疑也是存在的，三星堆出土的陶器就有宝墩文化的痕迹。民族的改变，终不会影响文明的进程。相反，强大的外力往往能够摧毁文明本身存在的桎梏，反而给文明带来新的活力。关于此，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在巨作《历史研究》中有精妙的阐述。他说，文明的发展，是外力不断刺激的结果。这个外力可以包括很多因素：生产方式、民族，甚至是战争。在三星堆人接过文明火炬的几百年后，国家出现，城市规模扩大，青铜技巧成熟，三星堆人真正达到了文明的新高度。

古苏美尔人的文明传至古巴比伦人手中，开始高度发达，一系列“世界最早”是对它最好的注脚：世界上最早的学校、议会、税法、法典、药典、农历、史诗陆续在美索不达米亚平原出现。奴隶制已臻成熟，汉谟拉比颁布了著名的汉谟拉比法典，维护奴隶主的利益。祭司手中拥有一些近乎可怜的神权，整个古巴比伦的神权与王权都掌握在汉谟拉比手中。曾经有这样一首赞美歌在美索不达美亚平原上广为流传：“让恩启神永远巩固你的王位，并让他长日和长年地把王笏赐给你！……你是国家和千千万万人的国王，你是人民的仁慈的祭司！”

大约距今3000多年前，成都平原上第一个国家产生了。这个新生政权掌握在两群人手中，学者孙华认为，统治三星堆的有两群人，一种梳着“辫发”，一种梳着“笄发”。三星堆古国的神权掌握在“笄发”手中，“辫发”们则拥有世俗的王权。

古老城市的千年繁华

汉谟拉比虽大权在握，却深谙古巴比伦商业中心的地位，不愿横加干涉。古巴比伦处在高加索到波斯湾和叙利亚到伊朗高原两条黄金商路的交叉点上，有利的地理位置使它保持商业中心的地位差不多达两千年之久。汉谟拉比法典第104条规定，粮食、羊毛和油类是国家商品，第237条又加上了枣子。依蓝地区的铜矿、银矿，亚述地区的铅矿则是古巴比伦人最盼望的东西。

兴盛的贸易使古巴比伦成为东方最繁华耀眼的都市之一，各国商贾争相把这里当做财富的天堂，趋之若鹜。阿富汗、伊朗的宝石，黎凡特地区的木料、石料畅销一时。而据学者邹一清考证，古巴比伦最重要的一条贸易线，是从波斯湾到印度，向北延伸进入成都平原的三星堆古国。三星堆正是这条贸易线的东方起点。

与古巴比伦出口粮食、羊毛等原始商品不同，蜀道艰难遥远，商贾运货不便，周期漫长，若非受暴利驱使，没有人愿意冒这个险的。成都平原上的蜀锦和蜀布却有这样的魅力，引得异域商贾往来如梭。蜀锦昂贵，只有美索不达米亚平原和印度河流域的奴隶主才享用得起。来自南亚的象牙和海贝是三星堆人梦寐以求的商品，这可能也是三星堆遗址出土众多象牙、海贝的原因。

象牙是祭祀的必需品，海贝是财富的象征，却不是国家发展生产力的原料。三星堆虽有频繁的贸易往来，交换的却是祭祀所需的象牙和象征财富的海贝。由此看来，贸易在三星堆古国只是一种经济附属物。三星堆是一个神权的都城，贸易永远是为祭祀服务的。历史上，三星堆人对神灵的崇信程度几乎超出了我们的想象，这个国度的子民们似乎甘愿为神灵献出一切，就连国家最珍贵的青铜都毫无保留地献了出来。

青铜的辉煌

中国的商王朝曾经铸造出了司母戊大方鼎、四羊方尊等大型青铜器。然而，国外考古学家对商代青铜器却多有诟病，他们认为，商朝塑造的都是像司母戊大方鼎、四羊方尊那样的大型礼器，很少有充满生命活力的神、国王、巫师等大型雕像。中国考古学家根据《史记》的记载，苦苦寻找传说中秦始皇铸造的“金人十二”，以回击国外考古学家，却久久未果。谁知1986年，答案却意外在成都平原揭晓了。

谁会想到，代表青铜文明最高成就的青铜雕像，会在西南内陆腹地的成都平原上出现。铸造这些青铜器的不是秦始皇，而是更早的三星堆人。在他们铸造的900余件青铜器中，有111件青铜雕像，包括全身的青铜大立人和戴着黄金面具的青铜人头等众多款式，样样精彩，“无论在质量上还是数量上都使人们对中国金属制造的认识上升到一个新的高度”，国外考古学家自然乖乖地闭上了嘴巴。

美索不达米亚平原的青铜文明，历来为世人称道，在全世界仍在新石器时代徘徊时，古苏美尔人已成功铸造出了青铜。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他们都是青铜的独享者。在三星堆人创造力的刺激下，古蜀国也迈入青铜时代，并与古巴比伦一起成为青铜时代的佼佼者。不过，它们的青铜文明的代表物却是不尽相同的。

三星堆青铜器大多出土于祭祀坑之中，祭祀看来是三星堆人铸造青铜的主要动力。出土的青铜神树、鸟身人像、神坛无不具有玄妙的色彩，青铜似乎是三星堆人供奉神灵并希望与之交流的主要载体。古巴比伦人的青铜大部分用来铸成农具和青铜兵器，他们的青铜部队曾经战无不胜；古埃及人则把青铜制成了生活用具，比如鱼钩和针。

数千年前，奢侈的三星堆人用青铜铸造出一些带幻想的人物雕像，并深深地埋入泥土之中。他们既奢侈又有创造天才，然而，其奢侈正是中国青铜文明最需要的。处在文明之巅的三星堆人用青铜的方式，给世人留下了3000年后的赞美和惊叹，也使成都平原成为了一个散发着青铜魅力的伟大国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