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成都

明代成都有一股沉郁、苍凉、肃杀的气氛，这就像繁花似锦的春天和夏天经过岁月的荡涤，最终变得沉稳萧瑟一样。

万历辛庆年十月十七日的浣花溪

明代万历辛亥年（1611）十月十七日清晨，成都清新潮湿的空气中夹杂着雨意，广阔的原野看起来要迎来一场迟暮的秋雨，然而一阵轻风过后，阴霾的云层间竟露出了绚丽的霞光。这一日，自称“楚人”的钟惺轻装简从游览了成都最著名的风景区——浣花溪。

明代的成都正如万历年问这个秋冬之际的天气，所有的繁华和喧闹都已经沉寂下来，唐宋时期鼎盛的商业气氛正随着皇城的修建而转化成一种肃杀的政治气氛，成都这座南方的繁华都市正在走向寂寞、萧条和平稳。这一天清晨，钟惺坐在一乘简易的竹轿上晃晃悠悠出了成都南门，他后来在他那篇著名的《浣花溪记》中写道：从万里桥逶迤向西，沿着城墙蜿蜒流淌的就是浣花溪。这虽然只是一条普通的河流，但一旦把它放置在成都壮丽开阔的城市背景中，它就“如带、如连环”，而且色泽“如琅环、如绿沉瓜，窈然深碧”。一弯溪水竞如一位窈窕淑女，呈现出妩媚多姿的动人景象。

行三四里为青羊宫。沿江的道路两岸全是苍翠的竹林和柏树，浣花溪在穿越城郊的原野时，像一条柔软而灵异的蛇，时而隐藏在阴森的竹林后面，时而从编织着柴门的农舍间露出来。从青羊宫再往西行，每隔差不多半里路就有一座桥。轿夫说，从此桥可通达灌县，浣花溪的流水就是从灌县方向流过来的。过完了三座小桥，就看见一个亭子立在道路左边，上署“缘江路”三字。这个名字来源于杜甫的一首诗，当时杜甫刚刚把他位于浣花溪畔的草堂搭建起来，于异常兴奋的状态中，写下一首《堂成》，其中就有“缘江路熟俯青郊”的句子。

再往前行，就到了著名的武侯祠。祠前有一座木桥横跨浣花溪上，桥上的栏杆和建筑十分古朴典雅。过桥，则看见清清的江水中有一个小洲，四周溪水环抱，上面也置一亭，题日：百花潭水。

从洲上流连片刻下来，过了梵安寺，就来到了此行的终点——杜甫草堂。堂内有杜甫的塑像和刻在石碑上的传记。塑像清古，颇传神。一路上钟惺都是采用素描的方式描景状物，唯独到了杜甫草堂他大发感慨。说，要是节度使严武不死，那么杜甫就不会离开成都，杜甫草堂也就会因杜甫的长存而更加引入注目。哎，患难之于朋友真是一件大事情！不过，成都能够有一间杜甫曾经居住过的草屋，也算是苍天特意派遣诗人来为蜀中增一奇景。对于穷愁奔走的诗人来说，能于乱世伤生之际在成都城郊择得这么一块好地方栖身，说明诗人的内心还保持着一片净土。

这篇（《浣花溪记》清寂凄美，正符合钟惺的审美观点和当时成都的坦然和萧索。难怪作者最后要提醒说，游览浣花溪的人大多是受监司、郡邑的邀请，他们穿着华服，撑着流苏塞率的黄金伞盖，敲锣打鼓，招摇过市，烂醉而归。而作者仅仅是独身前往，看见了真正意义上的浣花溪和真实的明代成都城原貌。

康公公大兴土木

明代成都作为帝王视野中的西南重镇，受到开国皇帝朱元璋的重视。

他把他的儿子都分封到有重要战略意义的城市和地区为诸侯，其第十一子朱椿被分封到成都做蜀王。蜀王朱椿的行宫便是直到20世纪60年代才消失的成都皇城。在成都人的记忆中，那座具有典型皇家风范的城池是成都最大的标志性建筑群落。

皇城的修建从1385年开始，历时5年落成。这是一座坐北朝南的长方形辉煌建筑群，占地面积数千亩。巍峨的楼宇层层叠叠，矗立在今红照壁至人民南路展览馆的广阔地界。从南进入端礼门、承运门后，即至王府中心建筑承运殿。穿过层峦叠嶂雕梁画栋的承运殿，则是布置了楼台亭阁山石花草的皇家园苑。皇城四周筑有高大的城墙，总长度约为2公里。城外则设置防卫水壕，俗称御河。在皇城城墙以外，还有一道长4.5公里，高1丈的萧墙作为外围防区。著名的金河即从萧墙南脚由西向东流去。皇城端礼门外，还有3座气势雄伟的汉白玉石桥，使蜀王府隐约呈现出皇家建筑的威仪和风范。

关于成都明代皇城的修建，还有一段传奇故事值得回味。

朱元璋的十一子朱椿被任命为蜀王时，年纪尚轻。朱元璋便命一个姓康的太监先期到成都为朱椿修建一处行宫，待朱椿年龄稍长、行宫建好之后，再去赴任。这康公公一路骑马坐轿赶到成都，放眼一看，成都这地方还真不错，虽然不是江南鱼米之乡，但景色秀丽，民风淳朴，商业繁华，也称得上是西南的一座雄伟之都。康公公在地方官员的簇拥下，首先视察了成都城的总体布局。向来富丽繁华的成都城虽在南宋末年遭蒙古兵损毁，但明代洪武初年经过都督陈怀、都指挥赵清等地方官员的修复，又重现了旧时的雄伟气势。根据随行的建筑专家建议，蜀王府应建在城中间的位置。康公公站在成都城的高处，俯瞰着这座美丽的城市。他是个见多识广的人，又跟随朱元璋多年，因此对皇城的修建早已有了一套成熟的方案，于是命令建筑师画了图纸，招募大量民工劳役，准备择日动土。

成都城很久没有大兴土木了，因此寂静的城市开始热闹起来，大批的木材、石头等建筑材料从水陆两路运抵成都。南河边的码头上停泊着无数的船只，民工们喊着号子把船上整根的楠木抬下来。成都城的几条主要街道上，架子车、鸡公车运送着石料穿梭来往。康公公摇着一把紫檀木的蜀扇坐在一把太师椅上发号施令，望着高大壮丽的城郭从无到有修建起来，他的心中暗自高兴。康公公虽然不是大内总管，但他为朱元璋的爱子朱椿修上一座豪华宫殿，说不定朱元璋一高兴，就会提拔自己为宫内管事，下半生的荣华富贵岂不指日可待！

皇城的修建因为康公公的好大喜功，使地方财政捉襟见肘，这是一项宏大的计划。整个皇城修建好以后，内部装修加上亭园假山珍贵树木的购置，又花了很大一笔。成都的地方官员看见康公公拿着国家的钱财往自己脸上贴金，都有意见。暗中有人向户部举报，说康公公利用为皇室建行宫的机会大饱私囊。当然这也只是猜测，最主要的是康公公把成都的财力、物力和民力消耗殆尽，弄得本地官员再无油水可捞。

户部接到举报，一查账本，果真康公公动用了巨资，于是就跑到朱元璋面前添油加醋地说：这康公公简直太坏了，我们平日见他在皇宫内还谨小慎微，一片忠心，没想到他利用皇上您给他的机会，竟然大肆侵吞国家财产，弄得地方上民怨沸腾。皇上您看，这是公公修建成都皇城的账本，简直是一本变天账啊。

朱元璋坐在南京城森严的宫殿上，听了户部的报告，又大致瞧了瞧账本，一时间龙颜大怒，说，我好不容易打下来的大明江山，容不得这种吃里爬外的东西，传朕的旨意，即刻派人到成都去，赐康公公一杯毒酒！

几匹快马连夜从南京赶往成都，他们到达成都时，看见皇城已经快要竣工，康公公正背着手在承运殿上东瞧西看，正在为他的得意之作感到高兴。他见皇上特使骑马赶来，以为是皇上念他辛劳，特意派人前来犒劳，没想到圣旨一宣，却是告他贪赃枉法，立即赐毒酒一杯。康公公跪在那儿，一下子全傻了。他手擎酒杯，向着南京的方向泪流满面地说：皇上，微臣来成都修建皇城，一心为公，从无私心，今日得到如此下场，难道是命中注定吗？说罢，一仰脖子，把掺有剧毒的酒喝了下去。

若干年以后，当朱椿腰缠玉带雄姿英发赶到成都就任蜀王时，他望着那座豪华森严的皇城简直惊呆了，这规模、这建筑质量比南京的皇宫也差不了多少啊。朱椿觉得不对劲，待稍稍安顿下来，就命人查了康公公修建皇城的账目，结果发现每一笔都很清楚，康公公并没有中饱私囊。朱椿心里感到很内疚，这个康公公为了蜀王的威仪和居住办公环境，尽心竭力，没想到却落到如此下场。蜀王朱椿把他在成都的所见所闻都如实报告了远在南京的父亲朱元璋，然后，朱椿又在成都为屈死的康公公修了一座康公庙，以此表达自己内心的不安和歉意。

大明王朝漫长的270年间，皇室共分封献王（朱椿）、靖王、僖王、和王、定王、怀王、惠王、昭王、成王、康王、端王、恭王共12世子孙为蜀王。这些威震西南锦衣玉食的地方诸侯现在都长眠在成都东郊“十陵”阴暗潮湿的墓穴里，曾经的富贵荣华和显赫身世都已化为粪土与青烟。

锦官城的黑铁时代

明代的成都大约有10万至15万户居民。虽然没有汉唐和两宋时的繁华，但就其文化和商业来说，也属发达之区。明代初年，成都仍设官办的织染局，专门生产供宫廷享用的丝织产品。蜀王府还设有织锦坊，专门生产王府所需的布匹锦缎。我曾经看过四川省博物馆收藏的两幅明代蜀锦残片，无论从颜色、质地和纺织工艺上看都是令人惊叹的。谈迁（（枣林杂俎·川扇》还谈到明代的蜀扇是很受欢迎的贡品，甚至连明代灭亡时，钱谦益还以扇“贻清豫亲王多铎”。同时明代成都还有许多官办的教育机构，比如设在今学道街的“提学道”，设于石室中学的“成都府学”，设于文圣街的“成都县学”以及设于城东南的“华阳县学”等。明代的成都作为帝王视野中的西南重镇，受到大明王朝的足够重视。但在明朝末年，成都遭受了有史以来最大的一次劫难，长达几十年的战争，使一座繁盛的都市几乎沦为废墟瓦砾。

公元1644年阴历八月初九，张献忠率领的农民起义军包围了成都城，几十座大营安扎在备受战火摧残的成都平原上。当时正值秋天，张献忠的大旗在城外的荒野中猎猎飘扬着，空气中弥漫着血腥的气味，一些黑色的大鸟在城头上低低盘旋着。

几个月以前，张献忠尚未攻破夔府，驻守在成都的文武官员就闻到了风中的硝烟味，他们预感到成都的劫难已为时不远。当时著名诗人吴梅村的哥哥吴继善在成都当知县，他上书朝廷，要求蜀王把藩库中的银两拿出来募兵打仗。但是恭王（末代蜀王）朱至澍怎么也不肯将藩库中那些积压得发霉的银子拿出来。这些大明朝的皇子皇孙都有一个爱财如命的通病，把银子看得比命更要紧。紧要关头，蜀王朱至澍还假惺惺召集成都的文武百官训话说，你们知道藩王是不能干预国家军政的，这是祖宗成法；万一我把银子拿出来募兵打仗，皇上还以为我要谋反哩！

时隔不久，张献忠攻陷重庆，一路势如破竹杀向成都。这时候朱至澍才慌了神，自动交出藩库的钥匙，命令手下把成色不好的银两拿去招兵买马，而自己却带着家眷和同室兄弟打算逃往云南。这个算盘当即被巡抚刘之渤制止。他说，大明江山可是你们朱家的，你若是一拍屁股离开成都，那全城的官兵和百姓哪还有心思坚守城池呢？俗话说，国不可一日无君，家不可一日无主，请蜀王三思！恰好此时新任巡抚龙文光和总兵刘佳允带着三千兵马从北而来，朱至澍急忙命令开城迎接。于是，全城军民匆匆构筑防御工事。

这一日蜀王朱至澍在文武官员的护卫下登城巡视，一个下级军官忽然惊呼一声：怎么城壕里没有水啊？大家从城墙上往下一看，果真城壕里连一滴水也没有！于是龙文光急忙命令郫县知县赵家炜到都江堰去放水，可水还没到，张献忠的大军已经杀来了。

张献忠把攻城的目标放在成都城的东北面，一些人往城上射箭掩护，一些人渡过干涸的城壕来到城下安放炸药。守城士兵用滚木擂石朝下攻击，企图赶走城下的敌军。但张献忠的义军都很勇敢，前赴后继，很快在城墙下埋好了炸药。凌晨时分，张献忠的起义军忽然后退两三里，守城军士喜出望外，急忙跑去报告蜀王和巡抚，说是敌军因见城池坚固，无法攻破，正打算撤军哩！朱至澍坐在王府中，抹了把头上的冷汗，忽然却听见东北

方向传来一声炸雷似的巨响，一时间“炮声如暴雷，烟雾迷漫数里，城崩数十丈”，张献忠的农民军如潮水般杀入成都城。

末代蜀王朱至澍知道自己末日降临，也顾不得带领全城百姓打巷战，就匆匆忙忙地拉上自己的老婆，先是吞服冰片自杀，但可惜药性发作太慢，只好找到王府花园中的一口深井，两口子双双投井自杀了。

1644年农历十月十六，占据成都的张献忠听说北京的崇祯皇帝已经上吊自尽，而过去与他同甘苦、共患难的李自成做了“大顺”皇帝，于是他也在成都匆匆登了宝位，改国号为“大西国”，改年号为“大顺年”，改蜀王府为皇宫。为了真正弄出点朝廷气势，张献忠也按惯例设置左右丞相、六部尚书，开了一次会考一次科考；又收养了四个干儿子，让他们都挂起将军印。

但是，张献忠在成都做皇帝没多久，他就感到皇帝这差事不好当。一会儿打算跑到武当山去当道士，一会儿又打算跑到湖广一带去做生意。总之，只想下野，不想再当这累人的皇帝了。到了清顺治三年六月，这个做了一年零七个月的大西皇帝在内忧外患的压力下打算撤出成都城。官方史籍记载，张献忠撤离成都之前，命令士兵四处收集柴薪，堆在成都城中，欲把这座城市焚为焦土瓦砾。《荒书》记载焚烧蜀王宫室时，“石柱庭栏皆毁”，其中有几间大殿修得特别扎实，全是砖石，烧不起来，张献忠就命令士兵“灌以脂膏”，再以浸了油脂的棉布包扎那些巨大的石柱，务必将石头也化为灰烬。

这一次火烧成都城，令人想起火烧圆明园的惨状。阴风惨惨，火光映红了整个天幕，大地也为之哭泣、战栗。也许一个月以后，一只过路的乌鸦落在蜀王府折断的石柱上，脚爪还能感觉到火焰的温度。总之，（（蜀都赋》中曾经描绘过的花团锦簇的成都城经张献忠这么一干，所有建筑，无论“宫苑、林园、寺观、祠宇、池馆”皆化为灰烬。整个皇城幸存下来的建筑残件只有蜀王宫墙和端礼门的三个门洞，以及门洞上面龙纹凤篆的琉璃砖；还有横跨在金河上的三道石栏桥，以及桥畔的两只大石狮；再就是长十多丈、厚四尺的蜀王宫红色照壁了。

一座有几千年文明史的繁华都市，就这样毁于一场人为的灾难。再加上清军入川、吴三桂叛乱，成都城已被作践得面目全非。

我曾经在《湖广填四川》一文中描述过明末成都城遭受劫难后的凄惨景象；连续不断的战事像天空的云影飘走以后，整个成都平原呈现出的荒凉凄惨景象令人心痛。《荒书》记载成都城遭受劫难后的情形说：“成都空，残民无庄，强者为盗，聚众掠男女屠为脯。继以大疫，人又死。是后虎出为害，渡水登楼，州县皆虎，凡五六年乃定。”这样的情景在成都是不多见的，人们记忆中的成都是何等繁华热闹啊，怎么会跟老虎和人吃人的事情联系在一起呢？

然而事实的确如此，在人烟稀少的城市中，野草慢慢从街道和住宅的废墟间生长起来。被称作“吊睛白额大虫”的斑斓大虎也从野地来到城市，它们懒洋洋地迈动着粗壮的四肢，有时在城市的中心散步，有时也登上诗人们曾经登临的楼台，望着这座残破的城市引颈长啸。

壮丽的成都城毁于明末清初的战火之中，其重建过程一直到清代康熙初年才得以实施。在此之前，四川的省治（省会）只好搬到阆中。直到顺治十六年，省会才从阆中重新迁回成都。当时的官员们没有宽敞的官署居住和办公，只好蜗居在简陋狭隘的城楼上。

一座曾经繁荣而今沦为废墟的城市，宛如一片焦渴的土地，急切地等待着一场丰沛的大雨滋润，等待着“湖广填四川”×浪潮的席卷，等待着一种新的文化的诞生，等待着一座新城的重新建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