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成都

清代成都在时段上可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是“湖广填四川”×浪潮澎湃汹涌的时期，一座新的城市在废墟中茁壮成长，来自异乡的×在天府之国扎根、创业、狂欢、舞蹈。后期则是清王朝土崩瓦解的特殊时期，一座拥有三千年历史的古老城市开始迎来新的曙光。

×大开发

清代初年，四川青神人余榀从避难地杭州西湖之畔回到成都，写下一首凄苦哀怨的《蜀都行》，记录了成都在遭受明末清初战乱后的残破凋零景象。他说，自从我回到阔别已久的成都以后，天空长时间保持阴霾的状态，十天中有九天都在落着蒙蒙细雨。过去熟悉的风景名胜，自我避乱杭州以来，已经变得面目全非、惨不忍睹。被成都人引以自豪的杜甫草堂已是一派萧瑟，青羊宫也只看得见坍塌的围墙和孤零零的石犀。成都城的百万居民在这次劫难中死的死，逃的逃，我含着眼泪在荒凉的城市中寻求过去的故旧，然而那些熟悉而亲切的身影已经如寒风下的树叶零落无踪。曾经巍峨壮观的皇城在残阳和衰草中沉默着，万里桥边如烟的柳树现在也所剩无几。举目四望，繁华的锦官城上空飞过队队的野鸡。余榀怀着满腔的伤痛感慨说：“整顿凋残岂无术？但得夫耕妇织忧，庶几天命有转移！”

其实余榀的担心并非杞人忧天，清朝政府此时也正在酝酿出台一项“×填川”的政策。通过这项政策的有力推行，让湖南、湖北、广东、福建、山西、陕西等十余个省份的×进入四川，开发和重建那些因战火而荒凉了的土地和城市。今天，当我们阅读清朝初年的文献史籍，依然能感到那个时代的灼烫、艰辛、轰轰烈烈和生生不息。不同省份的×操着异乡的语调来到成都，他们披星戴月、劳累奔波、吃苦耐劳，使一座瘫痪的城市起死回生并重现繁荣。

首先让我们来看看那些来自黄土高坡而性情坚韧得像一棵杨树的陕西人，虽然他们的外表朴实木讷，但在经商和创办实业方面却显现了某种本能般的特长，这就像山西商人后来在中国商业舞台上的卓越表演一样，叫人意想不到。清朝初年，陕西来成都定居和经商的人已经形成一定的规模，他们所从事的行业主要有棉织业中的“绒线”生产行当，这是一种新的产业，嘉庆《华阳县志》说“秦人寓蜀者多业此”。其次，清初成都的当铺也大多为陕西人所开设，这些临街的有着高大柜台的铺子，最初是贷款给初来成都赤手空拳的农民，后来才发展成为各种物品的典当。

清朝乾隆年间，成都老东门外的府河边来了两个陕西人。他们穿着草鞋，肩挎背包，在老东门外的河滩和街巷里转悠。当地居民最初以为他们是收破烂的货郎或看风水的先生，但细心盘问，才知道兄弟俩姓王，是从陕西凤翔府远道而来想在成都开烧酒作坊的商家。经过一段时间的筹备，一家名为“福升全”的烧酒作坊正式开业了。当地居民看见酒坊的挑夫每天都从府河和好几里路以外的薛涛井挑水回来酿酒。酒坊所在地水井街慢慢飘散出醇厚浓郁的酒香。大家提着葫芦到作坊去打了一斤两斤回来品尝，还真是美酒佳酿。这就是闻名中外的全兴酒的诞生过程。

经过明末清初惨烈的兵燹之后，成都鼎盛一时的出版业濒于灭绝。可是自从×填川的诏令发布以后，来自江西的书商就在学台衙门附近的学道街、卧龙桥、青石桥一带开设了大量的书铺。这些满脸书卷气的商人从江浙一带运来大量的刻版和书籍，使荒凉的成都开始闻到久违的书香味道。据统计，时至清末，由江西人开办的印刷出版行在成都就有五十多家，其中最著名的是由周达三开办的“志古堂”。另一个江西人陈发光则于乾隆五年（1740）在成都创立了著名的“同仁堂”药店，经营老成都人耳熟能详的惊风丸、归脾丸、灵宝丸、金灵丹、白痧药、人马平安散、鲫鱼膏等特色中成药。

此外江西人还在成都开有大量的银钱铺，而城内的瓷器店则大多为湖南、湖北人所开。

通过各省人民夜以继日的劳作经营，至康熙后期，成都的人口数量已经有长足的增长。“人民殊倍于昔”。而且至乾隆年间，成都这座残破的城市已经重现昔日的辉煌了：“商贾辐辏，环匮喧闹，称极盛焉。”

新四川文化

在阅读清代前期有关成都的史料时，我会感到一股盛大的狂欢气息扑面而至。经过背井离乡、空手创业的艰辛痛苦过程以后，家园和欢乐的概念如预期的潮水汹涌而至。

成都平原的富庶在精神和物质上都使这些作客他乡的人感到了某种满足，于是这些“异乡人”拿出积攒的钱财，按省籍修建起自己的会馆。他们在会馆高敞的屋檐下看戏、喝酒、谈笑、陶醉。清代吴好山有一首《竹枝词》描绘了这种盛大的狂欢场面：成都的秦人会馆前面树立着高大的铁桅杆，馆内的戏台装饰豪华、面积广阔，每天人们都穿着华丽的衣服进进出出，喧天的锣鼓声长时间在会馆上空回荡。一年中，这儿的戏台要演一千多场地方戏，几乎一天就要连着演四五场。成都城内各个省份的ד争修会馆斗奢华，不惜金银亿万花”。表面上看他们是在攀比斗富，其实是内心喜悦和豪情的自然流露，就像一朵在枝叶腐烂的荒地上长出的花，它一定比其他地方的花更加艳丽和疯狂。

族群的杂居和文化的交融也使成都的许多家庭呈现出一种丰富的多样性：“大姨嫁陕二姨苏，大嫂江西二嫂湖。戚友初逢问原籍，现无十世老成都。”这样的家庭、这样的社会现实一定充满了无穷的活力和热情，一种新的文化、一座几乎可以说是全新的城市正在诞生。

川剧作为成都人喜闻乐见的地方剧种，包含了高亢、细腻、清脆、婉转、活泼、缠绵等多种戏剧元素，它显得如此丰富、热闹、斑斓和动人心弦。然而明代的川剧却不是这样的，那时候它还不具备“昆高胡弹灯”五种声腔的丰富性，而仅仅是一种单调的高腔，“一声蛮了一声呔，一句高了一句低”，可能跟嘉陵江边的船工号子相去不远。然而自从各省×把其他省份的地方戏带入成都之后，川剧变得如此丰富和生动。

康熙二年，有8个善唱昆曲的人从江苏来到成都，他们作为官宦人家的私人戏班寓居在成都江南会馆的合和殿内，这是一种柔美的、带有江浙一带甜美口音的唱腔。恰好此时四川总督吴棠是江苏人，对家乡戏又格外迷恋，于是常常请成都的地方官员去听来自异地的美妙戏剧。到了乾隆初年，在成都经商的江苏人更是返回江苏置办像样的戏箱，邀请当地的名角来成都演出。川剧于是蒙上一层昆曲所特有的温婉的影子。

陕西人来到四川以后，也把三秦大地高亢嘹亮的秦腔带入蜀地，这是一种有着辽阔天宇、漫漫黄土和炽烈情感为背景的北方剧种，它跟川剧结合，便派生出了川剧中的弹戏，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川梆子”。康熙末年，陆箕永在绵竹任知县，看了一场山村的社戏，就听见“一派秦声浑不断”，真有黄土高坡的开阔和雄浑。秦腔最初在成都的陕西会馆演出，“会馆虽多数陕西，秦腔梆子响高低。观场人多坐板凳，炮响酬神散一齐。”许许多多的成都人坐在陕西会馆的板凳上听秦腔，戏散时照例是一声炮响，这几乎成了会馆演剧的定例。

同时，川剧的胡琴还吸收了徽调中的某些戏剧元素。徽调是中国著名的地方剧种，“四大徽班”进京和它最终促成京剧的形成，都是戏迷们耳熟能详的旧事。乾隆年间，在成都的戏班里用胡琴伴奏唱西皮调，会被人称作“淫声”，可见徽调中有细腻缠绵的乐声和专门歌颂男女情感的东西。

清代初年的成都充满了丰富的想像力和驳杂欢快的乐声，多种省份×和多种文化的撞击，也使成都的民俗文化、茶馆文化、小吃文化、休闲文化空前繁荣。不同的习俗、不同的饮食习惯、不同的建筑方式甚至不同的语言汇聚在一座曾经饱受战火侵袭的城市中，成都又重现了它一贯的繁华——然而这种繁华跟唐宋时期的商业与人口繁盛是不一样的，它显得更加富有激情、更加难能可贵、更加影响深远。文化习俗的大传播和大交融、人口素质的提高等都决定了成都必将迎来它历史上难得的黄金时代。

重现的成都

清代初年，成都城市的修复和重建是一件大事。从野鸡和老虎出没的城市废墟中复原一座新的成都城，也经历了十分曲折的过程：顺治十六年，剽悍的清军收复成都后，四川巡抚佟凤彩便不失时机地给朝廷上本，要求“修筑成都府城”。然而因为当时财力不足，这项筑城计划未获批准。到了康熙年间，驻扎在成都的地方官员见朝廷没有重筑成都城的意思，只好自掏腰包，采用集资的形式修复成都城。此次捐资的主要地方官员有巡抚张德地、布政使司郎廷湘、按察使李翀宵、知府翼应熊、成都县知县张行、华阳县知县张渲等。这次筑城的主要任务是将坍塌的城垣重新树立起来，修好以后的成都城垣：“高3丈、厚l丈8尺，周22里3分，计4014丈，垛口5538个，东西相距7里7分，炮楼4座，堆房11间，门4道（东面迎晖门，南面江桥门、西面清远门、北面大安门），外环以池。”康熙五十七年（1718），因成都地区的商业和农垦已大有成效，于是政府又动员全川各府、州、县的力量，采用分段承包的形式，又修筑了一次成都城墙。

然而依靠地方官员或地方政府有限的财力，毕竟不能使新修的城垣达到唐宋时的巍峨壮观。于是，乾隆四十八年（1783）四川总督福安康上奏朝廷，获得60万两银币彻底重修成都城。这项浩大的工程历时3年，终于使成都城重现了昔日的光彩：“周围9122丈，计22里8分，垛口8122个，砖高8l层，压脚石条3层，大堆房12间，小堆房28间，八角楼4座，炮楼4座，四门城楼顶高5丈。”新城竣工之后，新任四川总督李世杰站在宽大的城墙上，忽然想起后蜀主孟昶在成都城墙上遍植芙蓉“四十里如锦绣”的典故，一时间诗情画意涌上心头，便命“内外城隅遍种芙蓉，且间以桃柳”。如此看来，清代的成都城市风光丝毫不比后蜀主孟昶当政时逊色，每值春夏两季，妖艳的桃花和绚丽的芙蓉竞相开放，且有如春风般绵软的青青柳枝拂动其间，一座浪漫的、注重绿化环保的城市又来到我们面前。

提起清代成都城市的修建，我们还不得不浏览一下成都的“满城”。清朝统一全国以后，开国元勋们依然保持着清醒的头脑，为了加强边防和巩固政权，仍在重要的城市和军事要塞设立军营。成都满城的修建便是在此情形下诞生的。

成都满城以将军衙门为中心，南起君平街、小南街，东自半边桥和东城根街，北至八宝街、小北街，西至同仁路，方圆约为十里。城内的建筑布局、衙门设置、营房方位都严格按照八旗军的传统方式来安排，其中有官街8条，兵街42条。正黄旗、镶红旗的官兵居于东方；而正蓝旗、镶蓝旗的官兵则居于南方。今天我们所看到的宽巷子和窄巷子，即为当时镶红旗人所居，当时又称仁里头条胡同和仁里二条胡同。

平时满城内居住着数千名由满人和蒙古人组成的八旗军，最多时扩充到2万人，由一名将军统领。成都满城的设立，对于平定西藏和云贵地区的叛乱都曾起到了重要的作用。那么以此看来，满城一定是个刀光剑影、戒备森严的地方了，但其实不然。我们知道满人擅长园林，著名的颐和园、圆明园以及承德的避暑山庄都是旗人园林的杰作。在成都的满城内，由于将领和士兵都可以携带家眷，每个士兵还有自己独立的房舍和空地，因此这些八旗子弟就在战争的间隙于满城内栽花养草、营造假山，完全把满城弄成了一座园林式的旗人营地。

有一次，朝廷害怕驻扎成都的旗人耽于城市享乐，打算把满城×到远离城市的荒郊野外，但这个计划遭到了驻防八旗和家眷们的强烈反对。清朝道光年间以前，成都的将军和手下的副都统们还骁勇善战，但是随着民族融合的加剧和八旗制度的衰落，成都的驻防八旗基本上成了一群养尊处优的闲人。八旗官员们的锐志也随着时间的推移消磨殆尽，他们不大愿意管理实际事务。因此把四川境内的地区事务都推给总督，“将军”的设置已违背了清廷的初衷。

到了清代末期，财政困难，官府腐败，那些发给驻防八旗的粮饷都被贪官污吏半路拦截。1914年，成都驻防首领上书大总统道：“停饷已七十余日，拯贫之日所领之款，尚不敷以偿停饷以前之债。智穷计竭，有仰药自杀者，有将所领之款交付父母而投河死者。有家累之人，于万难之际，亦只能从事于负担提篮，各图小贸，以图暂时之苟活。夫十里之城，聚增无数之小贸。供多用少，无路畅销，终归鲜济……旗人束手无策，呼诉无门，儿啼街旁，妻缢于室；甚至白头之父母，不忍重累其子，因而自杀其身；男女老幼，中宵举家自尽者不可一二数。凄惨之状，见之痛心，闻之酸鼻！”曾经雄风浩荡的满清帝国走向衰微和没落之途。

然而，时代在前进，成都这座既繁华、温暖又多灾多难的城市，已从封建王朝土崩瓦解的飘摇风雨中挣脱出来，走向属于它自己的光辉前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