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康茶马古道（上）

以茶为纽带

藏汉之间的茶叶贸易，自汉唐兴起，久盛不衰。历代中央王朝，既把它当成一项重要的财源，更把它当作在藏区推行“羁縻”政策的一个重要手段。“边茶”西运路途尽在险山深涧中，其路之难“难于上青天”，畜驮不易，主要靠人力背运。汉藏人民硬足在绝壁危岩上踩出了一条茶叶通道。边茶主要依靠骡马驮运和人力背运，沿途都要翻山越岭，运输路线有大、小路之分。名山、天全、邛崃的茶包主要经小路发运（经马鞍山、泸定至康定的路均称为小路）；雅安、荥经的茶包多由大路发运（经大相岭、飞越岭、泸定至康定的路均称为大路）。旧时，在艰险的路上，背夫们要拜袍哥，拜地头蛇。经过“泸定桥”过“关卡”的背夫不仅要交四百文铜钱的“养桥费”，还要挨那守桥官兵的几“响刷”（吆鸡、赶猪的竹篾刷）。

瓦斯沟也是背茶人的一道“关”，到了这里，人人得交“路捐”。民国时期，瓦斯有个姓张的保长十分狠毒，“背二哥”们为少交几个子儿，在路上有意磨磨蹭蹭，一心想赖到三更半夜之后混过去。为对付这些个“逃捐”者，张保长就从道上到他家中拉起一根“报信绳”，特地在绳头上吊了个铃铛子，过路者只要碰到那绳绳，就会把铃铛拉响，铃铛一响他就上路收“捐”，谁也休想逃脱，背茶人无不恨这只“拦路虎”。一路上，尤其是到了打箭炉后，背茶人还饱受兵痞、土匪和开鸦片烟馆的那些流氓之害。“背二哥”们辛辛苦苦背一趟，一路上除了吃点玉米、嚼几颗花生，吃一碗豆花，喝一点烧酒和凉水，有时抽口鸦片烟，在交了这捐那费之后囊中已所剩无几，怎么办呢？大家就只得找一点背羊毛、山货之类的“回手”（回头生意），邀邀约约地各自捆绑好快快

往回走，背起以便又一轮压弯腰的茶包子，周而复始走上茶道。

山窝里的大茶市

康定过去叫打箭炉，这一名称最早叫于《明史》。据说，古时西藏的桑耶地方，有个叫诺布桑波的人，他曾走遍全藏，最后到了木雅贡嘎东边藏汉共处的打箭炉。他是第一个成为商人的藏族人，回到拉萨后，不久就带了一支　500多人的商队，用骡子驮着麝香、鹿茸和牛羊皮到打箭炉出售，换回宝贵的茶叶，还有丝绸、瓷器、烟草这些藏区希罕的物品。在打箭炉，藏汉之间的贸易就这样开始了。接踵而至的藏商们，来到打箭炉后，就住在一家家锅庄里，货物全堆放在锅庄，交由锅庄主人全权代之交易，只按成交金额计算，提取一定比例（约　4%）的“退头”（佣金）。

担当这种“中间人”的多为锅庄中年轻漂亮，精明能干的女子，当地人叫她们“沙鸨”或阿加。将邛崃山脉出产的茶叶运到横断山脉的木雅贡嘎以西的雪域藏区，首先得靠人力将茶包背过那两大山脉结合部的险山恶水，然后又才一站一站向西转运。茶叶西运，路途十分遥远（从打箭炉到拉萨要走好几个月），靠的是骡马和号称雪域之舟的牦牛。畜驮不同于人背，必须重新包装才能在高原上的风霜雨雪中长途运行。于是，雅安、荥经、天全等地的茶商们，让背夫们把茶叶背到这里后，然后转手卖给藏商；藏商们从茶商手中买过茶叶后，便就地改装打包发运“出关”。清乾隆年间，在打箭炉交易的茶叶，每年就有　10万多引，按一引可贩茶　100斤计算，则多达　1000万余斤。嘉庆年间，有增无减，其“边引”每年保持在　10万余张。清末，随着英印茶叶进入西藏，打箭炉茶叶

的交易量大减。在赵尔丰“经边”的　7年间，采取有力措施，对来自印度的茶叶进行抵制之后，才得到慢慢回升。茶叶市场的兴旺，带动了商贸的全面发展。民国时期，据当时的康定市政公所在　1935年对全城十多个行业所作的调查，各种商号就有　250多家。

“国民政府”在　1928年发布的《全国商会条例》中，甚至将康定的商会与上海、武汉两个商会一起定为“总商会”一级，在外国人眼中，也认定打箭炉是“中国内地和西藏地区之间的主要商业中心”。大量的边茶在这里转口，催生了在打箭炉特有的两大行业：一是主要服务于以边茶贸易为主的“锅庄业”，二是专门从事包装边茶的“缝茶业”。为便于高原上骡马和牦牛的长途运输，从内地运来的茶叶，必须用生牛皮重新缝包。包装工们先要用水将生牛皮发软、割好，然后把在内地用竹篾包装的长条包子一条一条拦腰割断，只在两边挡头上裹以成块牛皮，两头和中间各用一块约　3寸宽的牛皮划成花格，然后用牛皮筋拉扯扎紧缝好即成，这称之为“花包”；运输路途远、堆放时间长的，则要把茶叶从篾兜中取出，一分为二堆叠，再用牛皮满裹满包，密密缝合，这称之

为“满包”。这些蓬茶工人，藏语称“甲朱娃”，这些人依附于“锅庄”。缝茶包多在冬季，雨季茶叶易受潮变质，不敢包缝。茶市兴旺时，从事缝茶的“甲朱娃”曾达到一百三四十人。打箭炉“甲朱娃”缝茶技艺高超，在康巴乃至西藏、青海等地都享有很高的声誉。“锅庄”和“缝茶”两大特殊行业，成了打箭炉茶市一道独特的风景。

抗战时期的茶马古道

“七·七事变”后，国民党被迫迁都重庆。　1940年秋，日军用武力封锁了滇越铁路和滇缅公路，海上交通也被截断，抗战局势异常紧张。　1940年　7月　15日至　18日，国民政府在“陪都”重庆召开全国驿运会议，提出建立驿运机构，发动民众人力运送前方军需物资。所谓驿运，即利用人力、骡马作为工具来进行交通运输。　1940年　9月，四川正式建立驿运机构。在川康区，驿运制度主要表现在“乌拉”制度上。“乌拉”原为藏语，合之为“差役”之意。抗战时的“乌拉”，特指用牛、马、人力来作为交通运输工具，当时出现了以人身代牛马的背夫差，供柴草作燃料的背柴差，专供奔走取物的背物差，供筑碉堡的背抬差，运粮的背粮差，为军队抬大炮、背步枪的军差等　18种。　1942年，美国实施了驼峰飞行计划。民国政府为尽快得到国际军需物资，便开辟了包括川康在内的国际

通道

，而这条通道相当一部分在原“茶马古道”上。民国政府之所以选中川康区作为运输通道，主要考虑川康边陲远离日军航线，日军无法切断它；加之该线路距国际物质中转站最近，外援能迅速到达。背夫们的生活非常悲惨。在四川巴塘，背夫每日天不亮就到县城四门等候，以便随叫随到。背夫上路，稍不如公差的意，就会受到打骂。由瞻化运粮至甘孜，规定每人需完成　50担或　100担。

调用的背夫多至三四百人。无论家境多么贫穷，只要接到背运命令，无论老弱，都得遵命。那些年老体弱的背夫，身背粮食，茶包等物，曲背弯腰，气喘汗流，随行于骡马之间。而押运士兵则对背夫随意叫骂，有时还用鞭子、枪托抽打，催其快走；如遇不能胜任而累死的背夫，则被弃之道旁，任其为狼啮鹰啄，旁人还不得过问。自古以来，川康区就是兵灾匪乱，民国后期情况更是严重，“茶马古道”上转运站台多被毁坏，沿途几十里，甚至上百里见不到一个站台。转运站是按站台配给粮食的，本来背夫已经到达，但公差还强令过站远行，背夫因无粮食可吃，又累又饿，常被沦为乞丐。背夫出门是无归期的，他们脚价（即工钱）甚低，短站长站都只有　5角。背夫们缺衣少食，饥寒交迫，在“茶马古道”上丢掉性命的不少。　1941年　11月，川康公路（成都至康定）全线修通，全长计　357公里，但质量很差.这条公路开辟后，除背夫外，一些茶商开始用骡车来驮运茶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