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文化中的可持续发展思想

自从1987年联合国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发表了一份报告《我们共同的未来》，正式提出了可持续发展的概念，可持续发展一直是一个理论热点。在西方国家，可持续发展理论是对现代社会传统经济增长方式反思的结果，1972年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教授麦多斯代表罗马俱乐部执笔的《增长的极限》引发了人们对可持续发展问题的理论思考，而在中国，这种思想可追溯到先秦时期，是齐文化的重要内容。

为了便于用现代经济学视角解读齐文化中的可持续发展思想，有必要对可持续发展的权威性界定作简单回顾。1987年联合国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把可持续发展定义为：“既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要的能力构成危害的发展”。1991年国际生存生态学联合会和国际生物科学联合会定义为“保护和加强环境系统的生产能力和再生能力”，侧重于生态平衡的角度。世界自然保护同盟、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和世界野生动物基金会于1991年共同发表的《保护地球——可持续生存战略》定义为“在不超出维持生态系统涵容能力的情况下改善人类的生活品质”，强调人类的生产方式和消费方式要与生态系统相协调，目标是改善生活质量。世界银行1992年《世界发展报告》指出“建立在成本效益比较审慎的经济分析基础上的发展和环境政策，加强环境保护，从而导致福利的增加和可持续水平提高”侧重于经济角度。北京市科委在《可持续发展——词语释义》综合为“可持续发展鼓励经济增长，但是不仅重视增长数量，更追求改善质量，提高效益，节约资源，保护环境，改变传统的生产和消费模式，实施清洁生产和文明消费。可持续发展以保护自然为基础，与资源和环境的承载能力相协调，达到改善和提高生活质量的目标，实现自然——经济——社会复合系统的持续稳定健康发展。”如果从这些视角去分析，虽然还不是系统完整的理论体系，但是齐文化中已经包含了丰富的可持续发展的经济思想。

一、人口与资源相适应、人口与生产相适应的思想

人口与资源相适应、人口与社会生产发展相适应是可持续发展的核心内容，伴随生产和社会的第一次大发展，出现了人口与土地等资源不相适应、与生产和社会发展不相适应的矛盾，先秦时期的思想家敏锐地发现了这一点，并提出了解决问题的方案。其中最杰出的成果是齐文化的代表作之一《管子》书的重要贡献。《管子·八观》分析了人口、资源与生产和社会发展的关系，提出了人口要与土地资源相适应，促进生产和社会发展的思想。

首先，《管子·八观》首先分析了一国人口、土地、农业生产及粮食余缺的几种情况：第一、“彼野悉辟而民无积者，国地小而食地浅也。”土地都已开垦，民间仍无积蓄，是由于国家土地面积小，可耕的土地不多。第二、“田半垦而民有余食而粟米多者，国地大而食地博也。”这同上一种情况正好相反。虽然土地只开垦了一半，但人民粮食有余，是因为国家土地面积大，可耕的土地多。第三、“国地大而野不辟者，君好货而臣好利者也。”一国的土地虽多，但没有很好开垦耕种，一定是君臣都在追求私利，妨碍了农业生产。第四、“辟地广而民不足者，上赋重、流其藏者也。”土地大量开垦，而民间仍粮食不足，一定是赋税太重，把人民的积贮都搜括光了。以上四条，从土地面积、垦种情况和政府政策等方面说明了人口和土地资源的关系。

其次，《管子·八观》以农业为起点分析了人口与城市建设、城乡之间协调发展的问题。第一、“夫国城大而田野浅狭者，其野不足以养其民”。如果城市规模很大，而农村相对地狭小，农业收成就养活不了全国居民。第二、“城域大而人民寡者，其民不足以守其城”。如果城市规模很大，而人口并不多，就没有足够的居民去守城。第三、“宫营大而室屋寡者，其室不足以实其宫”。如果院落造得很大，而房屋造得不多，房屋就充实不了院落。第四、“室屋众而人徒寡者，其人不足以处其室”。如果房屋造得多，而居民并不多，就没有足够的人去居住。第五、“

仓寡而台榭繁者，其藏不足以共（供）其费。”如果粮食储备不多，而亭台楼阁造得很多，粮食储备就供应不了开支。以上五条，第一条实际上说的是城市的发展要依赖于农村的发展，农业的发展是城市发展的基础。第二条是说城市的发展要受人口数量的制约。第三至五条则是指在前两条的前提下，还要处理好城市建设内部的一些比例关系。

上述反映了《管子》作者对农业社会经济平衡和可持续发展的一些认识。这在先秦古籍中是独一无二的，是《管子》经济思想的深刻之处，也是齐文化的重要内容。

二、保护生物资源以便持续利用的思想

保护生物资源是中国齐文化的一个优良传统。早在四、五千年以前，中国先民在由采集种子和狩猎为主的生产方式向农业种植和畜牧业转化时期，由于农牧业的发展促进了生产力发展和社会进步，同时，又可能造成对农牧业赖以发展的资源和环境的破坏，引发水旱灾害，因此，在人与自然的博弈的实践中产生了早期的保护生物资源、维护生态平衡的思想。

春秋时期，管仲指出：“山泽各致其时，则民不苟。陆、阜、陵、井（井田）、田（谷田）、畴（麻田）均，则民不憾。无夺民时，则百姓富。牺牲（家畜）不略（掠），则牛羊遂（长）。”（《史记》卷六二《管晏列传》。）“山泽各致其时”是为了保护生物资源，何时可砍伐树木，何时可捕捉鸟兽鱼虾，都有时间的规定，这样人民就不会求苟得。各种土地分配合理，人民就不会怨恨政府。“无夺民时”是不要在农忙时征发徭役，可以保证农业的劳动时间。管仲说这样可使“百姓富”。“百姓”在西周是指贵族，管仲也应该是这个意思，那么“无夺民时”就可以保证掌握土地的贵族富裕。随意掠夺家畜影响家畜的繁殖，对经济发展不利，所以对家畜要进行保护，使其得以顺利成长。管仲的这些政策主张对社会的稳定和农业的发展是有积极作用的。关于保护生物资源思想，史书记载管仲的话比较简单，但是管仲佐齐桓公40年，使之成为春秋的第一位霸主，因为他是掌权者，想必当时也有具体的政策。对未成长的生物进行保护以防止生物资源的枯竭，是中国古代齐文化的一个优良传统。

到了战国时期，《管子》书明确提出：“敬山泽林，积草，天财之所出，以时禁发焉，使足于宫室之用，薪蒸之积，虞师之事也。”（《管子·立政》）意思是山川河泽的自然资源要遵循生态规律，合理利用，按其生长时间禁放，就能够保证盖房子所需要的木材和做饭所需要的柴草，这是虞师的职责。并且《管子》书把保护自然资源和发展农业生产联系起来了，《管子》提出“山林虽广，草木虽美，禁发必有时……江海虽广，池泽虽博，鱼鳖虽多，网罟必有正（设官管理）”。这样做“非私草木爱鱼鳖”，而是“恶废民生谷”（《管子·八观》）即为了避免农民在农忙时上山伐树砍柴或下水搏鱼捉鳖而妨碍粮食的生产。这一时期，荀子指出“万物皆得其宜，六畜皆得其长，群生皆得其命”。人们按照时令进行生产，注意保护生物资源，“故养长时则六畜育，杀生（斩伐）时则草木殖”。他提出“圣王之制”说：“草木荣华滋硕之时，则斧斤不入山林，不夭其生，不绝其长也；鼋鼍（扬子鳄）、鱼鳖、鳅、鳝孕别之时，罔（网）罟、毒药不入泽，不夭其生，不绝其长也；春耕，夏耘，秋收，冬藏四者不失时，故五谷不绝而百姓有余食也；污池、渊沼、川泽谨其时禁，故鱼鳖优多而百姓有余用也；斩伐养长不失其时，故山林不童（荒）而百姓有余材也。”（《荀子·王制》）这是继春秋时期管仲之后关于保护生物资源的思想所作的又一次系统的论述，进一步丰富了保护生物资源的思想。

三、生财和节用并重的生产和消费思想

传统经济发展模式的重要特点是生产上对环境的高污染、对资源的过度开发和消耗，消费上的耗竭性和过度消费，因而造成发展的不可持续性，与此恰恰相反，可持续发展理论强调减少和控制生产污染、倡导文明适度的消费，这些思想在齐文化中都有体现，《管子》、荀子等都有论述，主张生财和节用相辅相成，生财（《粮食等》）是节用的前提，节用是为了更好的生财，目的是为了人类更好地生存下去，实际上提出了低度耗费资源与适度消费的原则，这也是当今世界可持续消费方式的两大原则。

《管子》主张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节制消费和侈糜消费相结合。首先在肯定奢侈品对统治者的必要性的前提下再注意贯彻俭的原则。《管子》说：“是故先王制轩（车）冕所以著贵贱，不求其美；设爵禄所以守其服（职），不求其观也……明君制宗庙，足以设宾祀，不求其美；为官室台榭，足以避燥湿寒暑，不求其大；为雕文刻镂，足以辨贵贱，不求其观。”（《管子·法法》）当然，这种俭的标准同墨子的节用不同，因为它主张的是有差别的消费。其次，又主张奢侈消费，认为“莫善于侈靡”。它说：“积者立余食而侈，美车马而驰，多酒醴而靡，千岁毋出食（长期不须出而求食），此谓本事。”意思是说奢侈的基础在于农副业。但它又认为农业也要靠奢侈而发展，“不侈，本事不得立。”（《管子·侈靡？》）生产决定消费，消费对生产有反作作用。《侈靡》是中国经济思想史上论述消费对生产的促进作用的第一篇，也有协调发展和可持续发展的内涵。

荀子强调“强本而节用，则天不能（使之）贫……本荒而用侈，则天不能使之富”（《荀子·天论篇》）意思是努力搞好农业生产，同时还要注意节用，认为人们做到了这两条就能够使自己富裕。他还说“务本节用财无极。”（《荀子·成相篇》）也强调了搞好农业生产和节用。这与《管子》是一致的。

总而言之，齐文化中的可持续发展的经济思想，是对人类文明的重要贡献。从社会发展的基础看，主要与人类社会遇到的人和自然的矛盾加剧有关，思想方法可能与道家哲学的“阴阳平衡”、“道法自然”等观念有关。《管子·四时》讲：“是故阴阳者，天下之大理也；四时者，阴阳之大经也。”正是在这种阴阳平衡的朴素辩证法的指导下，产生了上述一系列可持续发展的经济思想，至今对当代社会发展仍有重要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