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文化对现代企业文化发展影响的研究

首先，提出我国现代企业中存在的三个不良现象：一是，“窝里斗现象”，也就是谁都想当“老大”，结果导致窝里斗。二是，在企业文化中存在制度失控，尤其是财务上常常出现失控之类的很糟糕的事，几乎所有企业都有财务失控的问题，只不过是有大有小，有严重与不严重之别而已。三是，有些人认为传统的儒家文化制约着现代企业文化的创新。可见，研究儒家文化，构建适合中国国情的现代企业文化，具有相当的紧迫性和现实性。

一、 儒家文化、现代企业文化、国外企业文化概述

（一）儒家文化

儒家以人为本，重视人际关系是毋庸置疑的。仁学是孔子学说的核心,“仁”字在不同的地方可以表述为不同的含义，但它始终离不开“人”，总是和“人”的问题联系在一起。既然如此，那么处理人际关系的准则是什么呢？是“和”。在儒家看来，“和”是管理活动的最佳境界。儒家之“和”在管理活动中的运用，一是用来协调管理者与一般老百姓（即治人者与治于人者）的关系，达到二者之间的团结；二是用来协调最高管理者与各级管理人员（即君主与官吏）的关系，取得二者之间的和谐。儒家认为：“礼之用，和为贵。”(《学而》以下引用只用书名)又认为：“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子路》)总之，“和”是协调一致的意思，如同奏乐时，不同的音调高低相和，错落有致才能合成一首美妙和谐的乐曲。而“同”则是盲目强求一致，如同只有一个音调难以谱成乐章一样。

（二）现代企业文化

广义上讲现代企业文化是指企业在建设和发展中形成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总和，包括企业管理中硬件与软件、外显文化与隐形文化两部分。现代企业文化不仅包括非物质文化，而且还包括物质文化。狭义的企业文化，是指企业所创造的独具特色的精神财富，包括思想、道德、价值观念、人际关系、传统风俗、精神风貌，以及与此相适应的组织与活动等。如企业人员的构成、企业干部及职工队伍状况、企业生产资料的状况、企业的物质生产过程和物质成果特色、企业的组织形象等等都是企业文化的重要表现。

企业文化应以人为着眼点，是一种以人为中心的管理方式，强调要把企业建成为一种人人都具有共同使命感和责任心的组织。企业文化的核心是一种共同的价值观，是企业职工共同的信仰，它是指导企业和企业人行为的哲学。

企业文化对企业的长期经营业绩有着重大的作用，企业文化属于现代企业管理理论和管理方式的重要内容，其丰富的内涵、科学的管理思想、开放的管理模式、柔性的管理手段，为企业管理创新开辟了广阔的天地。企业文化对企业生存与发展具有很多重要作用，比如：凝聚作用、激励作用、协调作用、约束作用、塑造形象作用。可以说不同的企业应该有不同的企业文化，不同的企业文化应该有自己的特殊性，但是企业文化也有着共同的内容，按照企业文化作用范围来划分，企业文化包括经营性企业文化、管理性企业文化、体制性企业文化三大内容。

（三）国外企业文化

国外的企业文化，发展始于两个明显的事实：一是日本企业的生产效率大大赶超了美国，日本的产品占领的原本属于美国的许多市场。二是美国本土的许多企业，在世界剧烈的竞争中始终立于不败之地。国外企业的企业文化的本质特征是“以文明取胜”。它有两层含义：一是企业通过生产更好的产品为社会服务，从而提高企业的形象。二是通过尊重和理解他人来赢得人心，以使得企业能够在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在“为社会服务”方面，如日本企业家松下幸之助就提出“企业应以加速社会繁荣为使命”，认为“经营者不应该凭权势与金钱作恶性竞争，而应该以建设公平、合理的社会为己任”。美国的企业家也都相继提出了“紧靠用户、顾客之上、竭诚服务”等信条。在“尊重和理解人”方面，主张员工参与管理，培养员工的主人翁精神，甚至提出“普通职工比企业主管更加伟大”，“管理者应该对职工怀着尊敬和感谢的心情”等等。

二、 儒家文化对现代企业文化发展的影响

（一） 现代企业文化提倡“忠于职守、勤奋敬业”可溯源于儒家文化提倡的“忠” 。

企业文化追求的第一大效果就是员工对企业的高度“忠诚”。这似乎又刚好与儒家人本哲学所提倡的“忠”不谋而合。曾子说：“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忠的基本意思是尽心竭力。儒学传到日本后，被加以改造，把“忠”提到了高于“仁”的地位，并把“忠”演变成为对君主和国家的信从和效忠，使之成了日本民族的道德支柱。过去传统人事管理所追求的目标是员工对企业的遵从、服从，而现代企业文化所寻求的是雇员对组织目标的“忠诚”，这无疑是更高层次的要求。

孔子曾多次讲到“忠”。在孔子那里，“忠”的含义比较广泛，它除了指人与人之间的忠诚,以及臣民对君主的效忠外，还包含有对待工作要忠于职守，勤奋努力的意思。孔子还讲到“敬事而信”(《学而》)、“执事敬”(《子路》)、“事事敬”(《季氏》)等，都是指对待工作要恭敬谨慎，兢兢业业，而不能懈怠散慢，“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更不能玩忽职守。孔子还强调管理者要在其位，谋其政，勤勤恳恳地对待本职工作。不仅如此，孔子还提出“敬其事而后其食”(《卫灵公》)。

（二） 现代企业文化强调“以人为本”，突出“人文关怀”，提倡“团队精神”与儒家文化的“仁”大同小异。

搞好企业的经营管理需要有一个和谐的人际环境。在这一方面，东西方有着很大的不同。在西方，人与人之间隔着一个上帝，个人只对上帝负责，这便造成了人与人之间的隔阂。西方的唯理性主义总是把人视为物，视同机器，因此就有了如何进行管理控制以及如何规划人的行为等等一系列的问题。在儒家文化浸润中的东亚社会，神灵的支配力量远不如现实人生哲学的指引，人们更注重的是人与人之间的情感交融及忠信和谐。

孔子思想的核心是“仁”，而“仁”的根本内容和要求即是“爱人”，当樊迟问什么是“仁”时，孔子即回答“爱人”(《颜渊》)。孔子还说：“泛爱众，而亲仁。”(《学而》)对于领导者或管理者来说，就应当具有广博的仁爱之心。孔子还提出：“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同上)，“因民之所利而利之”(《尧曰》)。就现代企业管理者而言，关心爱护下属，努力为企业员工谋利益,既是企业管理者应当遵循的道德规范，也是其应当具备的道德品质。当子贡问：“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何如？可谓仁乎？”时，孔子回答说：“何事于仁？必也圣乎！”在孔子看来，一个人如果能够对人们广施恩惠，周济大众，使人们过上富裕的生活，这就不但是“仁”，而且达到“圣”的境界了。

企业经营者要以仁爱之心去对待下属和工人，一切管理人员也必须以仁爱之心去对待员工；同样，员工也应该以仁爱之心去对待企业管理人员，只有这样，企业才能产生内在的凝聚力。过去传统的人事管理的职能以“控制”为主，现代企业文化强调以“关怀”为主，力求营造一种和谐的团队精神，在这些企业中，经营管理者都表现出对员工十分地关心和爱护，员工也都很热爱自己的工作，十分投入地进行工作。这就是现代企业文化要追求的目标。

（三） 现代企业文化追求的“学习型组织” 的目标并加强学习和培训，与时俱进以及强化“文化影响”与儒家提倡的“自强不息”、“修齐治平”是一致的。

儒家十分重视学习，《论语》首篇第一句话便是“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

学习型组织具有四大特征：一是有一种鼓励每个人学习并发展自身潜能的氛围；二是能够用学习的文化影响供应商、客户和重要的股东；三是使企业文化发展战略成为企业政策的核心；四是不断地进行组织变革。学习型企业的要求已远远超出传统的企业内部培训和教育的范畴，它更强调团队的互动，要求团队每一成员不仅要“学而时习之”，而且要用自强不息、勇于创新的精神去推动企业不断向前发展。

儒家的经典《礼记·大学》中明确指出，“修身”是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前提和基础，为使国家国泰民安、兴旺发达，强调自天子以至庶人，应该以修身为本。儒家认为，每一个人的道德修养犹如树的根，国家的兴旺犹如茂盛的枝叶，如果树根枯萎了，又怎么可能有茂盛的枝叶呢？现代企业文化特别重视“文化力”的影响，重视企业文化的培育。企业文化是一种价值理念，是人的思想的组成部分，有点类似社会道德。国家靠依法治国，但法律有失效的时候，这时就得靠社会道德。当前我国一些企业大兴建设企业文化，借鉴儒家文化，对企业的发展不无裨益。

（四） 顺道与顺变哲学是人们对整个世界的根本看法，是自然知识和社会知识的概括和总结，古人称之为“道”，对企业文化而言，顺道就是努力认识并遵守企业文化的发展规律，顺变就是敏锐地把握企业文化的发展动向。

顺道的思想在道家的理论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老子认为，“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道被认为是天下万物的本源，或者说，世间万物包括人类社会都有其各自的规律，因此，管理也就首先应当顺应道，顺应事物的发展规律。宏观上，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和企业制度改革，正是中国共产党人顺应社会发展规律，结合我国实际情况做出的伟大决策。微观上，企业要在竞争中处于不败，其根本途经则应增加产品技术含量，提高服务水平，从而更好地满足消费需求。

“顺变”的思想事实上可以被看成朴素辩证法的直接表现，即首先肯定了事物的变化性质。特别是，“物极必反”，“反者，道之动”，任何事物都包含了向对立面转化的可能性，那么，作为管理者也就必须针对对象与环境的变化作出必要的调整：“随时，乘时，时行则行，时止则止”，而不应机械地去坚持已不能适应新变化的旧制度或旧作法。现代企业面临的是不同地区，不同文化，不同层次的消费者，并且企业所处的环境也处于不断变化之中,这就要求企业根据不同地区、不同国家的实际情况，按照当地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种变化环境，因地制宜，适时调整本企业的经营目标和手段，完善企业文化，以满足不同的需求。例如，为满足中国市场需求，从而占领中国市场，各个跨国公司在中国销售的商品都有针对性地进行了改动，诸如摩托罗拉，爱立信，诺基亚手机，提供了中文界面，并有高、中、低各种档次的机型可供选择，通过满足中国消费者的特殊需求和不同的消费水平，从而占领了绝大部分的手机市场。顺×和顺变观是对管理行为的宏观概括和总结，对于现代管理有着重要的启示意义，值得现代管理者思索。

（五） 现代企业文化提倡“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正确处理义利关系的激励机制，与 “义利并举，义以生利，以义为上”的儒家价值观是相吻合的。

孔子在谈到君子应具备的人格品质时，特别强调“义”，他明确指出：“君子义以为上”(《阳货》)、“君子义以为质”(《卫灵公》)。他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里仁》)这里所说的“君子”、“小人”，主要是就道德人格而言的。“义”主要是指一个社会人们普遍推崇的道德原则和规范，而“利”则主要是指个人的物质利益和个人物质欲望的满足。对于管理者来说，要使自己具备君子的品格，必须处理好义与利的关系，使自己的思想和行为符合“义”的要求。

孔子认为，应“因民之所利而利之”，这是他教导弟子从政的一个重要思想。他强调“恭、宽、信、敏、惠”。所谓“惠”，就是要给老百姓以恩惠，因为“惠则足以使人”。他在和弟子冉有谈到如何治理人口众多的卫国时，认为首先要使这个国家的老百姓富起来。

在现代社会市场经济高度发展的情况下，利益是调节人们经济活动的主要杠杆，“何必曰利”、“义以生利”的说法似乎已经不合时宜。但是不可忽视义在调节人们的经济活动中仍应有它的地位。义与利说到底并无必然对立，义也是一种利，只不过不是一人之私利，而是一种整体的利，或称“公利”。我们强调义，即是强调应该把整体的利放在首位，私利的追求应以不损害公利为原则。

三 、坚持取长补短、兼收并蓄的理性态度，吸取各种管理理论的精华。

中国儒家思想历来不重玄想，而是务求经世致用、知行合一。孔子告诫其弟子:“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里仁》)。孔子本人对此亦身体力行，到晚年仍周游列国，不遗余力地宣扬儒家学说，甚至达到了“知其不可而为之”(《宪问》)的忘我地步。儒家不仅有这种务实好学的事功精神，而且有虚怀若谷的超凡气度。孔子主张“见贤思齐”(《里仁》)，又说：“三人行，必有我师焉。”(《述而》)儒家崇尚的事功精神和宽宏气度表现于管理之上，就形成了一种取长补短、兼收并蓄的实用理性。

日本可以说是世界上最善于吸收外来文化的民族。日本历史上并没有什么重大的发明和发现，本国资源相当匮乏。日本对外来文化进行自主性的移植和创新，使自身迅速跨入先进文化的行列。从某种意义上说，日本文化是东方儒教、佛教文化、西方文化的揉合体，除去了外来的、移植的文化，日本就所剩无几了。而正是这样一个国家，一跃成为世界经济强国。

取长补短、兼容并包，并不意味着儒家伦理在东亚管理中的地位和影响力降低了。恰恰相反，信奉儒家伦理使他们更具广博的胸怀和宽容的心态对待外来文化。

儒家文化对东亚经济的影响主要在于将儒家文化的人本主义，重人际关系的伦理观念注入现代管理过程，使社会伦理关系融合在企业管理模式之中，在企业外部塑造了相对安定的经营环境，在企业内部形成了比较和谐的人际关系，从而淡化了劳资对立，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所以，并非只有西方的理性观念和数学公式才是科学，我们两千年来继承并发展的儒家文化同样是人类高超智慧的结晶，是现代企业文化和实践的丰富源泉。

企业文化在一个企业中已经超出了管理手段这一基本的职能，企业文化还可以增强企业内部的凝聚力、开拓力和竞争力，可以说企业文化是企业的灵魂和生命线。如：北京中药企业“同仁堂”由乐显扬创建于清康熙八年（公元1669年），从一开始，同仁堂就重视创业的德、诚、信，通过长时间的培育，形成了同仁堂特有的企业文化，而同仁一词出自《易经》，意思是和同于人，宽广无私，无论亲疏远近一视同仁。

在一个古老农业文明中成长起来的儒家文化传统，在知识层面上当然无法跟当今的工业文明相比较；但它在生命智慧的层面上，却未必真的不如工业文明。儒家文化传统“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厚德载物”的包容胸襟、“与时俱进”的自我调节，还有原始人道、自然秩序、天然情感和随机应变的生命智慧，毫无疑问都具有某种永恒的魅力。儒家文化是中国人道德构建的传统渊源和出发点，它对协调和整合社会具有特殊的积极作用。